[中图分类号]C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9)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翻身当家作主人，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新征程。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学术界在西藏民主改革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截至目前，尚无学者对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过梳理，笔者撰成此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此类研究的重视。 一、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重要主题 学术界最早对西藏民主改革进行研究的是黄万纶，他在《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包括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从农区、牧区和寺院三个方面对西藏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1959年经过平息武装叛乱后，西藏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改革的群众条件、人民武装条件和少数民族干部条件[1]。这篇文章开启了我国西藏民主改革研究的大门，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吸引着大批学者不断跟进研究，涌现出数量可观的学术成果。回顾学术界60年来对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历程，逐渐汇集成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一)毛泽东与西藏民主改革 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关心和重视。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王静之，他在《党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几个政策问题的历史回顾》一文中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解放西藏的方式、对待民族宗教上层分子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民主改革的方式、土地改革政策、西藏经济、如何对待宗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认为党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新篇章[2]。宋月红认为，西藏民主改革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西藏和平解放后不同阶段的实际，正确认识和处理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基础、时机与条件、策略与步骤以及性质与前途等问题，并依此相应作出和平协商、“六年不改”、赎买和“稳定发展”等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开展和实现的[3]。李荟芹的分析更为详细，提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赎买”理念运用到了土地问题上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阶级划分理论，有效地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在西藏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跨越的理论，避免了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弘扬了伟大的创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4]。徐学超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研究[5]。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出毛泽东在领导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中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将其上升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的高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上，马红霞阐述了毛泽东在西藏民主革命时期采取的以战促和、坚持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既要积极工作又要善于等待、对未叛乱农奴主实行赎买、让个体农牧民休养生息等策略思想，认为“这是在民族工作问题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光辉典范”[6]。续文辉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分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在平叛和改革中的巨大作用，提出无论是在政策上或理论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特别是对农奴主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次，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重要贡献[7]。谢忠、刘建武认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毛泽东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创造性地制定了分步实施、分类指导民主改革；确定正确的民主改革的阶级路线，不划富农，扩大团结面；区别对待左、中、右、叛四种人；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把组织发动群众和团结爱国进步人士结合起来等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民主改革的政策和措施，赢得了西藏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8]。这些研究成果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运用解析得非常透彻，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西藏民主改革的历程回顾 由于西藏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学者对当时的情况不太清楚，为了使人们牢记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西藏民主改革的史实就显得非常必要。一些亲身参与过西藏民主改革的老同志撰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沛·阿旺晋美的《难忘的一九五九年》《正确的政策带来伟大的转折》，阴法唐的《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等文章。阿沛·阿旺晋美对在民主改革中没有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将其视为使他终生难忘的大事[9]。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抒发了自己的体会：“党的正确政策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相结合，产生了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取得了推动西藏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伟大变化，其深远意义在于使西藏藏族和其他民族从封建落后、贫困衰亡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走上了开放进步、富裕兴旺的道路”[10]。阴法唐以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见所闻驳斥了达赖集团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污蔑和攻击，认为平息叛乱的胜利给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和由上而下与上层爱国人士协商相结合是西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一大特点[11]。此类文章还有赵慎应的《西藏社会的伟大变革》[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