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达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之目的，不仅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殖民，更从意识上进行殖民，加强了对东北的文化建构和文化渗透，尤以殖民政策和“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为盛。其中，《盛京时报》作为东北地区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大的日系中文日报，积极承担了建构东北民众集体认同、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任务，也为今人探究日本对“满洲共同体”意识的制造提供了一个窗口。尽管学术界对此已有一定的研究①，但以殖民政策与“满洲共同体”认同的制造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尚未得见。因此，本文试图以《盛京时报》(1932年2月1日至3月31日间及1934年2月1日至3月31日间两个节点的全部文本)为例，考察日本是如何建构东北民众及外界对“满洲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报刊媒体又在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一、重构“满洲”集体记忆 日本侵占东北后，建构新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制造新的民族意识成为其最大的挑战。为了瓦解中华民族既定历史，从内部进行民族分裂运动，日本统治者及其扶植下的伪满当局利用大众传媒、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一系列手段，重新书写“满洲”起源神话，篡改民族记忆，推行满洲化，对东北民众进行系统性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试图建构一个属于“满洲”的国家结构、社会秩序和文化权力体系。 共同的祖源记忆对凝聚族群认同、维持族群边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共同起源历史的认同会使人们在潜意识中产生共同的历史归属感。“满洲”一词具有地理名称和民族名称双重意义，在地理上指满清疆域的东北方向领土，在民族上则指满洲族(即“旗人”，1950年后称满族)。②中国历史上的满洲认同在有清一代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满洲认同与八旗认同逐渐归一，“东三省乃满洲根本地方”与长白山三仙女的起源传说成为界定满洲身份的重要屏障标识。③同时，由于东北长期处于华夏边缘，与中原汉地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再加上清朝统治者对满人特性的重视与保护，试图将这一“龙兴之地”作为族群的“贮存地”(reservoir)，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封禁政策，直至清末才取消东北与中原的界隔。这一地理、政治上的分隔使得东北民众在国家与民族的心理认同上与汉人有所不同。 满人的民族认同混乱给了伪满当局以可乘之机，他们假借长白山仙女吞果后诞子的传说，重写了“满洲”起源的历史，宣称“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家”，历史上不属于中国，东北人也非中国人，为其殖民统治辩护。1932年2月29日，有日本背景的“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通过了《全满促进建国运动联合大会宣言》，其中有“全满民族，古称肃慎”“汉取辽东，唐灭高丽，夷为郡县，终致沦亡”等语，从民族历史、地理关系、历史成例等方面逐条论述了“必须建国之理由”④；次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所谓《满洲国建国宣言》：“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⑤，同样声称东北地区在历史上曾单独开国，并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同年，时任伪满国务总理的郑孝胥作《满洲建国溯源史略》一书，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考究，在梳理“肃慎国”“高句丽之建国”“渤海国之建设”“辽(契丹)之建国”“金之建国”“元之统治满洲”“明代之满洲”“清之统一满洲”等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也得出了“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的结论。⑥中原地区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便是同一地域共同体下的真实存在，而这些重构的“满洲三千年史”，则在论述的过程中改变了二者关系的属性，使原先的内部问题变为了有“内外”区分的问题，在历史上、疆域上将东北地区与中国割裂开来。 拥有共同的起源历史只是第一步，“满洲”“建国”的正义性也必不可少。1932年的《建国宣言》声称满蒙各地在辛亥革命前为物产丰饶之奥府，民国成立后被军阀据为己有，成为“残暴无法区域”，以至“亡国灭种之地”。而“满洲国”的建立，则是“集合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蒙古各盟旗官绅士民”的一致意志。此宣言以民国政府的失德失能作为东北人民“独立建国”的主要依据，强调“满洲”政权的成立是出于“三千万民众之意向”。⑦《盛京时报》主笔菊池贞二以笔名“傲霜庵”撰写的《“新国家”漫言》一文，也为东北“独立”做了辩护。他批评国民政府无力对应时局、维护东北地区的安定，以致“满蒙皆入日俄之势力范围，徒有‘五族共和’之名，实则适得其反”，并从民族政策的角度，将满族寻求自立的动机合理化：“盖自辛亥以来，满人陷于劣败民族的地位，为中央所放弃……及至近数年，在政治上亦为中央所放弃……若夫沈变以后，则中央完全无办法，整个无责任……三千万见弃之民，复将如何?除自建新国家，自组新政府以外，果有何出路?”⑧似乎东北“独立”为无可奈何之举，同时也暗含“满洲国”为一个“满族的国家”之意。 1934年实行“帝制”前后，《盛京时报》的多篇宣传文字则强调了民国时期的政局动荡：“二十年间，内乱外患，层出无穷，我黄种民族，遂处处落伍其间种种受制”⑨；还着重批判了共和政体的实行：“神州二十余年民生涂炭，皆由帝政改为共和所致”⑩，“清季党人……遽欲改建共和，廿余年争夺无厌，几坠斯民于万劫不复之地，可胜浩叹”。(11)民国的建立未能带来和平与秩序，这是由于在民初政治与军事权力碎片化的背景下，共和政体实际上未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且日伪统治者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都归罪于共和体制，也是故意忽略了这一局面肇始于晚清的事实。居于这一逻辑，本为侵略、分割中国固有领土的九一八事变，却被美化成为日本帮助东北人民摆脱军阀统治的仗义之举。如在《盛京时报》的报道中，便有“幸经九一八事变，赖善邻援助，脱离一党专制，人民拥戴”(12)“幸亏友邦的军队，举起义帜，援助吾国驱逐万恶的军阀”(13)等语；溥仪“登极”的诏书中也有“赖友邦之仗义”“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等类似表述。(14)对外扩张殖民的日本帝国主义摇身一变，成了吊民伐罪、解民倒悬的“善邻”“友邦”。这种偷换概念、刻意忽略国别之分的表述，还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将中国内部的问题与他国的侵略混为一谈。日满的关系状况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并与民众能否接受日本在伪满的特权和统治息息相关，因此在建构“满洲国”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重写着日满的关系史，对日本在“满洲国”的角色加以“合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