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国民政府被迫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此后，国民政府主张对日妥协，华北局势表面暂趋稳定。然而就在国民政府高呼“中日亲善”之时，1935年，日军先后制造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自治运动，各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①内忧外患之下，华北危机日益深重。6月19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致电南京外交部，不无忧虑地报告到：日本“以中国将趋统一，认为不利，欲在北方组织一反中央势力。先以冀晋察绥鲁为范围，俾与中央脱离，以便为所欲为。现正积极进行，并欲利用阎主任为傀儡”。②此后，面对日军威逼利诱，韩复榘、宋哲元含糊其辞、游移不定，阎锡山却逐渐转向与中央合作。蒋介石认为，“倭寇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必欲于六中全会或五全大会时达成其目的，对各省主官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鲁韩尤为动摇，而阎则深明大义也”。③ 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态度的不同实则反映的是华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侵略，在夹缝之中谋求生存的现实逻辑，有其典型性与普遍性。海内外学界围绕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中日关系已有诸多精深研究，④但重在探讨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与日军侵华政策的演变，至于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各地方实力派，彼此之间如何考量与抉择，缺乏充分探讨。李君山从华北内部权力格局的角度论述宋哲元与华北自治运动的复杂关系，但未展现华北地方实力派内部的差异与互动。马振犊比较分析了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差异，但受时代与资料所限，无从展现地方实力派差异变化的具体过程。此外，肖自力通过考察20世纪30年代何键与中央、西南的彼此关系，分析地方实力派政治存在的特性，⑤但华北与南方地方实力派所处外部环境迥异，内在逻辑亦有所差异。故而，本文试图探究华北地方实力派在1935年华北危机的复杂局势之下，如何处理与日本、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而管窥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方实力派政治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一、日军侵略与华北政治失序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并未停止对华北的蚕食与渗透，“日方所亟亟求解决之根本问题，为近期的经济合作，远期的对俄作战之军事协定”，“膺白(黄郛)初到华北，未能顺利与之解决，于是日本改变方针，乃向华南、华北各部分别进行”。⑥1934年12月，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联合制定《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特别就华北问题提出：(1)逐渐形成南京政府政令不及于华北地区的趋势；(2)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各项权益；(3)将华北政权官吏更换为便于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人物。⑦为落实这一文件，1935年1月4日至5日，包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内的诸多日军在华高级将领，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达成策动华北自治等若干共识：(1)在华北地区，逐渐强化南京政府政令被削弱的局面；(2)对能够实现华北独立的势力予以支援。⑧ 华北军政要务此时名义上虽由国民政府组建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整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全权负责，但所能控制的区域仅限于北平及冀东战区各县，晋察冀绥鲁五省仍由各地方实力派分别掌控。东北军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长期掌控河北，自1932年由于学忠出任河北省省主席。二十九军亦因长城抗战的缘故进驻察哈尔，此后由宋哲元执掌察哈尔军政大权。韩复榘则在中原大战时期助蒋有功，获委山东省省主席，成为独占一省的大吏。尤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自民国建立后长期控制山西，自成体系，逐渐成为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派系。晋系虽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实力严重受损，但根基尚存，各部经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后，仍得以保留四军兵力，即军长为商震的三十二军、军长为徐永昌的三十三军、军长为杨爱源的三十四军、军长为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即便1931年8月商震与阎锡山心生嫌隙，率军进驻河北邢台，在冀南、豫北独树一帜，但毕竟同气连枝。徐永昌为山西省省主席，傅作义为绥远省省主席，晋系仍旧控制晋绥两地部分军政权力。故而阎锡山能够于1932年利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的时机，重掌晋绥政权。“查阎先生此次重主晋绥军政以来，虽声言从事建设，不问外事，而骨子里绝不如此简单，殆属人所共知。”⑨ 鉴于晋系在华北实力最为雄厚，日方迅即将其确立为策动华北分离工作的重要拉拢对象。事实上，日方对阎锡山的联络早已有之，“九一八以后，日本军政人员来晋者时有所闻，就中往来最频且最惹人注目者为柴山氏(柴山兼四郎)，与阎会晤之地点或在河边，或在省垣”，“并屡有表示”。⑩1934年3月26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柴山兼四郎派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晤，明言目前负责华北军政大局的政整会委员长黄郛与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皆不能主治华北”，日军必欲打倒而后快，至于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不无可虑”，难堪重任，希望阎锡山出面重组华北政局，同时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察哈尔省省主席宋哲元“都非换不可”，为拉拢阎锡山，特别强调“于拟换以商，因商曾为阎先生部下也”。阎锡山面对日军诱导，态度含糊其辞。(11) 随着推动华北自治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首要目标，日军亦加速对阎锡山的引诱工作。1935年1月初，柴山兼四郎派人警告阎锡山：“日本决不能坐待日俄战时，令中国袭击其后路，为自救起见，不能不造成华北为日本绝对友谊区域”，希望晋系迅即与日本联合策动华北自治，“今日华北，阎先生如能领导之，与日谋妥协，固甚佳，否则日本亦自有法”。阎锡山初始“表示苦无应付策”，当其得悉日军要求晋系选派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贾景德其中之一与日谈判，“乃曰：此有办法矣”，赵戴文主张由傅作义负责与日谈判，但傅作义再三推辞，晋系内部意见分歧，“请次陇(赵戴文)走河边回复之”。1月14日，阎锡山召集部属再次商议，决定“对日方之示意应再沉静，以观其究竟”。此次会议中，阎锡山“话极多，过虑及不切实际的想象亦复不少，惟结论至扼要”。2月8日，阎锡山获悉1935年1月4日日军大连会议详情，表示对日军仍应暂取观察态度，“因日甚疑阎先生倾赤”，但为消除日军顾虑，特令靳祥垣“往解释物产证券与劳资问题之意见”。(12)然而至5月河北事件爆发，日军提出撤销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中央军退出河北、撤换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等多项无理要求，何应钦在日军压力下被迫应允。《何梅协定》使得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权力基础荡然无存，同时东北军被迫他调，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亦宣布辞职，华北各派势力的脆弱平衡被日军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