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3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苏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在此过程之中，各苏区收集了大量的黄金、白银、钞票等财物。在上海中共中央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财物由苏区秘密送往上海，有效充实了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通过梳理相关研究①，发现以往学界重点关注共产国际对上海中共中央的经费帮扶，而上海中共中央“到苏区提款”②的重大历史事件却鲜有专门的探讨。本文拟从苏区收集的黄金着手，择取赣东北和中央苏区两个区域，对苏区运金上海的史实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缘起：上海中共中央的经费支绌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此后，中共中央驻扎上海指挥全国的党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建党初期的中共，其工作重心不在武装斗争，而主要在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等。③众所周知，每一项组织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组织经费来支撑。由于党创建初期的革命者除了少数有社会职业之外，多数革命者并无固定收入或多为青年学生，所以党的活动经费并不充实。④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经费重要来源——党费，在当时的收入也是十分有限。据统计，中共“三大”结束之际，“多数党员没有职业”，“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⑤因此，在建党初期，“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⑥正是由于自身筹集经费的能力有限，共产国际的经费扶持有力地支撑了建党初期中共的组织运行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继续驻扎上海，指挥着全国的武装起义和红色苏区的发展。在此期间，虽然共产国际依旧对中共进行拨款补助，但此时中共的活动经费显然已呈支绌之势。首先，共产国际的经费通常借助上海的德国银行汇入中共中央，但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加之德国法西斯政权的上台，共产国际通过上海德国银行的渠道给中共中央提供经费愈发困难。⑦其次，共产国际方面的经费拨款“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⑧伴随着国共两党的争斗角逐，上海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省的财政支出十分巨大，已经远远超出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数目，实则是“供不应求”。最重要的是国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为汲取失败教训，开始独立自主搞革命。革命的开展必然需要经费的大力支持。在中共接续不断的武装暴动中，武器和经费的支撑举足轻重。此外，对于职业革命者必须要提供一定的生活费补贴；革命机关驻地或革命者居住地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出；各地之间的联络亦需要交通费的支出；革命斗争的宣传机器也免不了宣传办公费的开销等等。⑨总体而言，“当时党在白区的活动经费很大，上海党中央虽从各方面筹措，但有时也难以按时发各地。”⑩面对如此状况，由各地建立起来的红色苏区自下而上对中共中央进行经费补给，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选择和长久之计。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共领导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发展起来，苏区各地陆续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在处置地主豪绅的财物时，“除粮食、衣物等发给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等都集中送中央。”(11)在赣东北苏区(亦称闽浙赣苏区)，苏维埃政权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中，也时常组织武装力量“到敌人的后方去抓敌人的军、政官员，抓大地主、恶霸，向他们筹款子”，或者“趁机对白区进行军事打击，打进中、小城市去，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12)可以看出，在苏区创建初期，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土豪筹款和从战斗中缴获。当然，“为了奠定苏维埃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在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即在取之于敌的同时，亦取之于民。”(13)因此，随着苏区在财政上的稳固与自足，将苏区收集的黄金、银元、钞票等秘密运往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解决自身经费问题的另外一种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区送往上海的诸多款项之中，黄金作为一种更具价值的硬通货，对于驻扎于大城市的中共中央来说更是急需的特殊资源。土地革命时期，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曾经搜集缴获了大量的黄金。香港交通站在给中央交通局的信中曾提及“闽西来信云有大批金子，由中央苏区运出的，等你们派人去运到沪去。请你们派可靠的人直接运到沪”。(14)在赣东北苏区，“方志敏带领红军相继打下了景德镇、都昌、彭泽、波阳、湖口、乐平众埠街等地，缴获了很多的黄金和白银”。(15)1931年至1932年间，方志敏曾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第一次赤石之战，没收了官僚买办资本家财产，筹集了银元10万多元，黄金3000余两。(16)赣东北和中央两苏区“运金上海”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在“到苏区提款”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总之，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除几次较为短暂地迁离上海以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期驻扎上海指挥全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经费不能有效支撑中共独立开展革命之时，“到苏区提款”也就成为了上海中共中央指挥全国武装斗争和组织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也诚如杨奎松先生所言，中共依靠共产国际拨款开展活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建立起南方根据地、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17)。 二、路程：中共开辟的运金交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