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主体的变化 李维武 [作者简介]李维武(1949- )，男，安徽合肥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2019.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7ZDA103。 五四运动留给现代中国的精神遗产，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这一运动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与延续至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但只有经过五四运动才开始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并在与其他思潮竞争中成为主流思潮。因此，五四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一大转折点。这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一点，就是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四运动前的20年间，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世界有了最初的传播，这时的传播主体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无一是马克思主义者。1899年，马克思的中文译名第一次出现在《万国公报》所刊译文《大同学》中，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在文中被称为“安民新学之一家”[1]620，这说明当时的中译者多少看到了马克思和他的主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今天的人们往往将这篇译文视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的开端标志。但不论文章的原作者英国社会学家企德(Benjamin Kidd，又译颉德)，还是文章的中译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国早期报人蔡尔康，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进入20世纪后，一些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如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培、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人物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非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共同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作为一种学理介绍，至多是部分地吸取其思想，而不是作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只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1915年伊始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影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其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并列作为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原因、思想起源与政治诉求，谈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到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2]138但是，陈独秀在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只是针对西方近世文明弊端而论，并不是主张在中国也立即加以实行。因此，他在五四运动前大力倡导的只是“科学”与“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以1919年1月出刊的第5卷第5号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为标志的。这时的李大钊，尽管已经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246的呐喊，但他对于世界历史大势的认识，还是基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形成的民彝史观，而不是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说：“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3]246这里所说的“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也就是他所尊崇的“民彝”，即人民大众自身存在的向善本性与合理追求，这与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上革命发生原因的理解是不同的。只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才最终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撰写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1919年9月和11月相继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了较准确、较系统的阐发，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自李大钊开始，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从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物是革命志士，他们经受了五四运动的锻炼，决心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用革命的手段开辟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些人物又是知识精英，他们往往既有相当厚实的旧学功底，又有在新式教育中所获得的西学新知，其中不少人还有到国外求学的经历，对新思想新学理的追求与探索是他们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为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优秀人物。作为革命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批新青年追随响应，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中一些人以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为学问家，他们为这个党、这个运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奠定了哲学基础，使这个党、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进程。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称得上开天辟地、前无古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就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与更新，由马克思主义者取代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当年亲历这一段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作了回顾与总结，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4]697在这里，他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四运动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