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等著成《资治通鉴》，被后人誉为前世不曾有、后世不可无之书，影响极其深远。自宋代开始形成“通鉴学”，发展为续作、改作、阐释义理和注释考订诸个分支脉胳，九百年来仅专著成书即超过百部，可谓绳绳继续，绵延不绝，蔚为大国，与“文选学”、“红学”等相提并论，成为一项专门之学。 明代的通鉴学上承宋元，下启清朝及近现代，在通鉴学研究与发展上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时期。同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代史学重视不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明代通鉴学作为明代史学的一个方面，亦有必要予以总结和探讨。本文就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试作论述。 一、明代《通鉴》学的成就与类别 明代学者在宋元两代通鉴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撰成各类专著达20余种，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而论，大致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大分支，此外，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这两方面，亦有著作，但价值与成就远不及前二者。分述如下： （一）续作类：《资治通鉴》记事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司马光认为“经不可续”，不直接《春秋》，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前付之阙如，为弥补此缺陷而需要续前；宋元两朝历年四百，史事应续载，故需要续后；由改编发挥《通鉴》而别出的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亦存在续前与续后问题，所以亦有续作，可称之为“别续”（引用宋衍申先生说）。 续前：陈柽《通鉴续篇》二十四卷。陈柽字子经，奉化人，官翰林学士，迁待制。其家世传史学，因不满宋末元初人金履祥《通鉴前编》断自陶唐，前事仍缺，遂撰自盘古至高辛氏为此书第一卷，补金书之未备；又摭取契丹在唐与五代时事迹，述契丹族建立辽国的历史为第二卷。 续后：陈柽《通鉴续编》前二卷续前，其余二十二卷皆续记宋朝史，起太祖，终昰、昺二五，接续《通鉴》，故名续编。胡粹中《元史续编》十六卷。粹中名由，以字行，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洪武时为儒学训导，永乐中为楚王府长史，博通经史，长于《春秋》三传。以明初修《元史》详于元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不备，故撰此作，始于世祖至元十三年，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曰续编，则又续陈柽之书。薛应鸴《宋元资治通鉴》一五七卷。应鸴字仲常，号方山，江苏武进人，嘉靖进士，历官考功郎中、浙江提学副使，通史学亦精理学。其书接续《通鉴》记事，记宋太祖至元顺帝间四百余年间史事，循《通鉴》体例，以商辂《通鉴纲目续编》为蓝本，稍取他书而成。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王与薛同为嘉靖进士，同时续《通鉴》而各不相知，各自撰成体例内容相同的史书，但王书取材贫乏，述事简略，名不副实。 别续：续《通鉴纲目》之书：商辂等撰《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是书为成化年间奉敕编修，多据陈柽、胡粹中之书而成。许诰《纲目前编》3卷。诰自号函谷山人，灵宝人，以《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未直接《春秋》，中缺七十余年史事，金履祥《通鉴前编》书法多舛误，遂订讹补缺辑为是书。南轩《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轩字叔后，渭南人，嘉靖进士，官至山东参议。其书合并删削金履祥、陈柽书为一编，起自伏羲，终于周威烈王。又有金濂《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二十五卷，孙蕡《通鉴前编纲目》。 续《通鉴纪事本末》之书：冯琦《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元史纪事本末》六卷。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先是，礼部侍郎临朐冯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续撰宋朝史事，未定稿而没，邦瞻就其遗稿增订成编，本于冯稿者十之三，自撰者十之七。 （二）订补类：汪克宽《纲目凡例考异》。陈济《通鉴纲目集览正误》五十九卷。张自勋《纲目续麟》二十卷，《校正凡例》一卷，《附录》一卷，《汇览》三卷。严衍《资治通鉴补正》二九四卷。其中严衍之书成就最大，详说见下。 （三）阐释义理类之书，则有李浩《通鉴断义》七十卷，王峰《通鉴纲目发微》三十卷，张时泰《续通鉴纲目广义》十七卷，戴璟《汉唐通鉴品藻》三十卷。改作改编类之书，则有弘治中李东阳等人奉命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属节要性质的著作。不著撰人《分类通鉴》四卷，则是将《通鉴》依内容分门别类编辑而成，似《通鉴总类》的节本。 以上所列流别各异的诸多史著，尽管不够完备，但主要著作已列入，可以看出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在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续宋、元资治通鉴类史书的编纂，再度实现了历朝编年史与纪传体正史并行的双轨发展；宋、元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著，也使纪事本末体历代史开始形成系列；特别是补正类著作的出现，使对于《通鉴》本书的研究进入更高的层次，于通鉴学贡献尤大。 二、严衍与《通鉴补正》 《明史·艺文志》著录有严衍《资治通鉴补》一书，而《明史》却无严衍传。其书传本稀少，清修《四库全书》亦未收入，严衍生平事迹赖钱大昕作传始得彰显。 严衍字永思，嘉定人，万历秀才，嗜读古书，潜心史学，数十年如一日埋头从事于《通鉴》研究，积三十年之功力撰成此书，是明代通鉴学中用心最专、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学者。自谓：“髫龄时便喜读史家言，而牵于制举之业，未暇朝夕从事也。迨年四十有一，始得肆力于司马温公《通鉴》全书。怒而读之，跃然喜笑。忧而读之，欣然乐矣。躁而读之，悠然恬矣。或有终日不食之时，未有终日不读之时也。”[1]严衍读《通鉴》好学深思，有韦编三绝的毅力，尝言：“书不读不知其善，书不熟读沈酣而恣肆焉，不知其病。”对于《通鉴》“始读之，但觉其宏深广肆，如临海望洋，未能见其畔岸也。再读之，始得窥其堂奥，穷其源委，见其中去取之谨严，义例之精密，褒讥得失以发后人之志，考较同异以辩前人之非。范晔所谓体大而思精者，其斯之谓与？既又三读之，四读之，时觉其中有百中之一漏，全璧之微瑕，乃翻历朝旧史而一一对勘之。备者固十之七八，遗者亦十之二三，甚且有前后不符，彼此或戾，如谈《序》所载之七病，亦往往有之。”[2]严衍用了超乎常人的苦功专心致志读书研究，发现了一般读者难以发现的诸多问题，因此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果。他说：“余既明见此书之尚有未备，而不为拾遗补阙，是又温公之罪人也。”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策划并着手撰述，至崇祯三年(1630)撰成初稿，又穷十年心力修改编辑，“二十余年之中，食自三餐而外，寝自一觉而后，精神无他用也。”[3]直到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才最后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