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9)01—0195—11 福柯晚年的一系列著名演讲和访谈(常常是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做学术访问或讲学时作)——比如《什么是批判》(what is Critique)、《什么是革命》(What is Revolution)、《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什么是我们的当下》(What is Our Present Is)都一再提到启蒙，并从对于康德这篇文章的阐释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批判”(historico—philosophical critique)。在此过程中，“启蒙概念在一种新的阐释视野中出现，直面20世纪的政治合理性、殖民主义、苏联革命的命运等等重大问题，亦即新的专制类型的问题”。①福柯就是在面对当代新专制问题时发展出自己的批判理论的。与此同时，阿甘本的《什么是当代人/同时代人》则直接受到福柯《什么是启蒙》启发。职是之故，本文试图对福柯的《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批判》、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这三篇重要文章进行一次互文性的解读。 一、福柯《什么是启蒙》 福柯的《什么是启蒙》(1984)，是对1784年康德同名文章的一个解读与回应，也可以说是就启蒙问题与康德展开的特殊意义上的“对话”。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哲学家或诗人与现在(present)、与他们所处之时代的关系。②在福柯看来，康德这篇文章所引出的一个新问题就是：什么是现在/当下？如何认识和思考现在/当下？福柯认为，这是启蒙的根本问题。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对现在的反思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柏拉图式的：“对话者认识到他们属于这个世界的诸多革命中的一个，在这个革命中，世界正在倒退，并伴随着所有可能随之而来的否定性的后果。”③换言之，现在是一个历史衰落的转折点；一种是奥古斯汀式的：“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努力对现在提出质询，即试图从现在之中解读出某一即将到来的事件的预示性标志。”即现在未来的预言性时刻。还有一种是维柯式的：“现时也可以被作为朝向新世界降临的过渡时刻来加以分析。”④福柯认为，与这些人不同，康德在关于启蒙的文章中讨论的是纯粹的现时性，而不是从总体性或从过去或未来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在论启蒙的文本中，他(康德)只处理当代现实的问题。他不试图在一个整体性(totality)的或未来结果的基础上理解现时”。⑤“现时”摆脱了过去和未来的纠缠，也摆脱了历史合目的性的宰制，而成为思考的单一而纯粹的核心。思考是且仅仅是对“现时”的思考。这是康德文章的新意所在。当康德在1784年提出“什么是启蒙”时，他真正要问的是：“什么是我们称之为启蒙和至少部分地决定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思考什么、我们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⑥福柯指出，对现在所作的分析，这一由康德所开创的特殊哲学使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现在的本体论”。关注现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关注和探索我们自身，探索我们自身的秘密。⑦ 在《主体和权力》一文中，福柯也提到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指出康德这篇一直被忽视的文章“意义不同凡响，令人着迷”。因为，“这是一个哲学家第一次提出，哲学的任务不是探究形而上学体系或科学知识的基础，而且还要探究历史事件——最近的、当代的事件”。⑧问“什么是启蒙”实质上就是在问：“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换言之，我们作为启蒙的一部分，作为启蒙者，是什么？”⑨笛卡尔关心的是普遍的非历史的主体(“我作为独特的但是普遍的非历史主体，我是谁”)，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但康德关心的是：“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我们是什么？”⑩前者是普遍哲学，其重要性越来越降低，因为“对我们的世界进行批判分析的哲学任务越来越重要。或许，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11)这是对我们的现在作的分析。但是，分析我们今天实际是什么的目的，是为了想象明天我们可能是什么：“今天的目标不是去发现我们之所是，而是拒绝我之所是”，是“去想象和建立我们可能之所是。”(12) 那么，康德关注的这个所谓“启蒙”时刻(它被描述为一个“出口”)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是：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个时刻，“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于任何权威”。这个观点引自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3)因此，启蒙的口号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被称之为批判的精神或态度，就是在启蒙时代出现的，“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的条件，目的是决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期望的”。 (14)启蒙是一种敢于公开运用理性而不是盲目服从权威的态度——批判的态度。这样一种对于理性的正当、公开的运用，是一种理性的自律，与之相反的是不敢或不正当地、私下地运用理性。对理性的不正当的私下的运用，加上幻觉，才引发了教条主义和他律。这是一种蒙昧状态。具体而言，像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中限制理性的公开和正当的运用，使得人陷入“不要想只服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作为批判的启蒙就是要把人从这种蒙昧状态解脱出来。这种批判既是批判反思(理性的公开运用)，也是历史反思(对我们的现在的思考)，后者表现为一种不同的定义现在的方法：现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和精神，而不是通向未来目的的中转站。用福柯的话说，“(康德的)这个小文本正处于批判性的反思与对历史的反思的交叉路口上。对康德来说，这是一个对他自己的事业的当代状况的反思”。(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