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2019年，澳门回归二十年。 与香港、台北、加尔各答、孟买、胡志明、吉隆坡等众多被称为“后殖民城市”的东方城市群一样，澳门经历了15-19世纪西方国家的侵略占领，20世纪的民族反抗、国家独立以及21世纪的全球化过程(张萱，2015)。他们相似的历史轨迹使之成为东西方文化杂糅的矛盾共同体，成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缘起，也成为我们理解世界格局、文化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本。 尽管澳门和葡萄牙双方都极力否认“殖民”历史的存在，但它具有显著的“后殖民性”(王宁，1995)。以澳门为代表的城市，也具有“后殖民城市”的普遍文化特质。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强势宗主国，“葡萄牙在海外殖民的同时，也被本地文化殖民化了，它的产品就是一种自然的混杂，但似乎又没有引起什么种族纷争，所以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往往忽视了澳门”(李欧梵，2007)。同属一国两制语境，相比于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实践运行更为平稳，但很明显，“香港”在回归后吸引了更多的研究关注(陈韬文等，2002；Lee，F.L.，2007；杨锦麟，2007)。在种种复杂原因中，香港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及英语媒介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以英国、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抹杀了“西方”与“东方”的内部异质性，遮蔽了“后殖民”语境中更为丰富的文化景观。 笔者认为，在澳门回归二十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以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交融的窗口，对葡文媒体建构的澳门地区形象、中国国家形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关系展开具有历史纵深、全球视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第一，澳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两种制度以特殊形式同时存在的地区之一。不同于绝大多数“后殖民城市”，澳门是“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更直接碰撞的地区，兼具体制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研究澳门在葡萄牙以及其他葡文媒介中的报道呈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西方社会理解的“两种制度”，也有利于我们着眼于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研究“后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特征与影响机制。 第二，澳门是近现代中国最早向全球开放的城市，又由于历史原因，与葡语国家及欧盟其他国家都有比较特殊的关系，再加上澳门的产业结构以旅游博彩业为支柱，以服务业为主体，决定了澳门外向型的产业结构，使得澳门与全球经济联系紧密。此外，澳门在人口和文化方面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绝大多数人口由移民构成，包括土生葡人(澳门出生的葡萄牙裔居民、澳门出生的中葡通婚的后裔以及在澳门以外出生，迁移到澳门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萄牙人等)、广东族群、福建族群等多元移民(周大鸣，2007：9)。来自全球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移民以其各自的文化在澳门并存、交流、融合，形成了复杂的澳门文化和相互借鉴、交融的文化混合体。澳门回归二十年，正是全球化面临深度调整的重要历史阶段，英国、美国等传统西方强国都在经历转型阵痛，中国崛起亦引发了核心西方国家的集体“焦虑”。将注意力转向其他西方国家，有助于我们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方向。 第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澳门客观上成为葡萄牙乃至很多西方葡语国家最初了解东方的一扇大门，形成了以“葡语”为主要媒介的东西方交流体系。但长期以来，“后殖民主义”研究大多聚焦英语媒介，很少涉及非英语国家和地区。语言的局限性成为整个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局限(王宁，1995)。在澳门回归二十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对内地与澳门、葡语国家之间关于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政策①，在这一关键时期，围绕葡语媒介展开系统研究，将不仅有助于突破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既有研究框架，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西方”经验，亦能推进澳门在未来更好地发挥东西方文化桥梁作用。 二、文献回顾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在旧有的殖民体系崩溃、第三世界国家相继获得主权后对以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的反思、批判、解构等(赵稀方，2009)。所谓的“后殖民”，与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别突出和强调文化问题(刘康，1998)，即不再依靠军事占领推行赤裸裸的侵略和扩张，而是潜移默化地使弱势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相关理论通过研究帝国主义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揭示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和污名化。在这种间接的文化控制中，媒体被看作是维护和延伸帝国权力的中心环节(Colin Sparks，2007)。詹姆逊亦在其著作《文化转向》(1998)中提到，如何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找到正确的文化策略，是第三世界文化出路的关键所在(姜飞，2003)。 一直以来，国家形象研究非常重视政治、政策的路径，表现为大量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的形象战略研究、政经对策研究。这类研究也从传媒的角度研究国家和政府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刘小燕，2002：61；谢晓娟，2004：19；汤光鸿，2004：18)，但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大众媒体、社会舆论中的国家形象，揭示大众传媒对国家形象的影响机制及国家形象对决策行为、公众行为的影响机制，从而对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语境下研究跨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另一种文化路径，即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地区一般社会想象中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其目标是要“揭示形象隐含的文化政治意义”(周宁，2011：3、21、22)，以及形象生成背后的权利运作机制。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不同于单纯的城市形象研究，以城市本身(如澳门、上海、北京、珠海等)为研究目标，在受众认知方面(杨洸等，2005；李韶驰，2016)、城市功能定位方面(欧亚、熊炜，2016；潘霁，2018)、城市文化建设方面(胡泊，2013)、历史变迁方面(陈云松等，2015)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