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之地: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东晓,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新闻记者

内容提要:

新媒体技术既可以被看做是导致危机的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刺激变革的因素。本文试图离开主流的“危机-救赎”的话语路径,从变革的视角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的影响。为此,本文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职业系统的相关理论,以生长于互联网平台的线上新闻“作坊”为切入口,通过对此类新闻实践的职业状况、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践行、产业模式的空间和限制等方面的分析得到如下几点结论:线上新闻“作坊”可被视为是新媒体带来的我国体制外机构新闻实践的尝试和面对传统新闻业产业“危机”时从业者职业流动的选择,但并没有改变当下体制内新闻业的职业管辖权;囿于身份限制,线上新闻“作坊”更加倚重“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来获得正当性,但这一正当性支持十分脆弱;产业模式不清晰使得线上新闻“作坊”并不能改变当下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但被“包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携带了“公共新闻”的基因,可被视为新技术带来的体制外新闻实践的多元尝试。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技术-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为新闻业“危机”话语提供来自中国经验的阐释。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9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210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①技术成为刺激新闻业变革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带来了新闻业的一系列变化,如“市民新闻”②或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消解着传统新闻职业的权威;大数据和算法以及机器人(AI技术)写作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模式,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无所依托;网络渠道分流了大量广告,造成了传统新闻媒体产业模式的瓦解。这些影响迅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新闻业“危机”话语兴起。

      在我国,“危机”也成为审视新媒体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主要视角,对不同“危机”表现的讨论可被粗略地归纳为三个主要维度,即职业危机、专业危机及产业危机。③虽然讨论在不同维度展开,但“产业”危机成为实践者们作出因果解释、提出解决方案的支配性话语,形成了“商业主义”单一话语统合“危机”的特点。④也因此,任何传统媒体经营上的“成绩”都被作为救赎“危机”的成果受到关注。比如,根据《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17年我国报业经营整体下滑趋势已经趋缓,产业模式改革、多元经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财政扶持成为传统新闻媒体“解困”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党报,在外部财政扶持、政务合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有的“子报养母报”的情况已经发生改变。⑤在这样的“危机”话语的主导下,西方一些学者所关注和讨论的基于互联网的新闻业的“多元实践”⑥在我国没有受到关注。如美国学者泽利泽(Zelizer)所言,“危机”一词也许会遮蔽我们对新闻业处境的深入理解,因为所谓的危机并非同一的现象,而是具有地方性特征和时空差异的。⑦

      全面审视我国的新闻业态,我们发现,除了上述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UGC的内容生产、新闻聚合平台以及机器人写作和算法推送等普遍的新闻业变化外,在我国的互联网平台也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非传统新闻机构的新闻实践,它们持续性地生产内容,定期推出的调查或深度报道在传统新闻业之外产生影响。比如,2018年12月25日,公众号“偶尔治愈”发布原创性调查报道《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不仅揭露了“权健”的问题,也撕开了我国保健业乱象的冰山一角,随即引发了大量的公众讨论以及相关部门对“权健”集团的调查。类似地,2018年9月4日,公众号“后窗工作室”发布了《“被反杀者”刘海龙的昆山江湖》,是对“反杀案”这一突发事件从一个独特视角的深度报道,获得了大范围的关注。这样与“偶尔治愈”和“后窗工作室”类似从事着新闻生产,但又与体制内的传统新闻机构以及“游侠式”的UGC内容生产方式不同的、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新闻实践还有不少。

      这些新闻实践有如下一些特点:它们不在体制内,但是机构性质的;它们规模大小不一,但都拥有较为稳定的新闻生产团队,能定期生产和发布新闻;它们的机构性质存在差异(有些依托于互联网企业母体,有些附属于高校科研机构,有些靠公益基金支持),从业目的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依托新媒体分发渠道,是在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新闻媒体渠道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不同于个人化的“市民新闻”和UGC写作,是兼具“市场化”和“新闻专业主义”要素的职业新闻活动。借鉴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德教授(Robert G.Picard)对新媒体平台的新闻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的界定,⑧我们将这些新闻实践统称为线上新闻“作坊”。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线上新闻“作坊”在我国语境中的存在?是否可以离开传统新闻业“危机-救赎”的路径,将其视为新媒体技术对我国新闻业带来的“多元可能”?为了遵循泽利泽所强调的“地方性特征”,我们试图从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system of profession)出发来审视这些新闻实践可能带来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征用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⑩中职业系统(system of profession)的相关论述,主要从职业管辖权、专业主义和产业模式三个维度(11)来考察如下问题:(1)线上新闻“作坊”是否能重新生成或改变我国新闻职业的管辖权?(2)线上新闻“作坊”的新闻实践中秉持了如何的新闻理念?是否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形成了新的象征性资源?(3)线上新闻“作坊”的经营方式如何?是否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模式从而占领劳动力市场来竞争职业管辖权或改变我国新闻职业的系统结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希望从职业系统的角度,为当下新媒体技术之于新闻业的影响作出“技术-制度”关系维度的阐释,从而为此问题提供来自我国的经验和阐释。

      线上新闻“作坊”:它们不在体制内,但是机构性质的;它们规模大小不一,但都拥有较为稳定的新闻生产团队,能定期生产和发布新闻;它们的机构性质存在差异,从业目的也不尽相同,但都是依托新媒体分发渠道,是在新媒体技术打破了传统新闻媒体渠道垄断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们不同于个人化的“市民新闻”和UGC写作,是兼具“市场化”和“新闻专业主义”要素的职业新闻活动。

      二、我国新闻业的职业系统:职业社会学的视角

      (一)职业系统中的职业、专业及产业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