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9)01-0084-11 DOI：10.15983/j.cnki.sxss.2019.0141 一、从历史叙事到问题意识 探讨传播学叙事的历史学技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历史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两个学科中一个是先来的学科，一个是后到的学科。早在2 500年以前，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的历史编撰有编年体、回忆录、论文等形式，强调政治与军事事件，尤其是大人物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在启蒙时代受到挑战。而传播学在20世纪问世。这两个学科在20世纪产生了一种什么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铺天盖地袭来，学术界开始扩散60年代发轫的全球史观念，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视角重新思考、审视并编写人类的历史。美国知名世界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1949-2012)明确指出新世界史即全球史的主题有5种，即跨文化贸易(Cross-Cultural Trade)、物种传播与交流(Biological Diffusions and Exchanges)、文化交往与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 and Exchanges)、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以及移民与离散族群(Migrations and Diasporas)。[1]162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基于文化介质的传播行为或传播过程，这就形成全球史和传播史的一种关系，需要人们重新认识从印刷工艺到电子革命和虚拟世界的传播媒介的历史向度。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传播文本的叙事特点和表现形式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因此，把叙事作为历史学和传播学的共同特征是时代的基础性命题。正如法国历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克所说：“因为我们的理解力从本质上说更多地倾向于理解，而不是知道。由此便产生了真正的科学，即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在现象之间建立起阐释性关系的科学。”[2]35如果用大名鼎鼎的美国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将理解了(knowing)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融入的形式。我们可能不易完全领会另一种文化的特定思想模式，但相对而言，无论那样一种文化显得多么奇异，我们也不难理解其中的故事。”[3]199 不管是历史还是传播，都是一种叙事方式，由于历史的叙事，人们才得以建构对历史的认知，而且作为传播文本流传下来；反过来说，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由于传播的文本所影响所决定的。从今天的社会学观念来说，人要形成一种社会组织或一个共同体需要一种共同的信仰作为精神内核，把观念转化为媒介化的叙事文本，一种有意义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叙事结构。所以，作为载体的媒介就成为历史演进的一种工具，比如平面媒介在古登堡之前是纸莎草、竹简或羊皮纸，在古登堡之后是各种印刷纸质本。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通过媒介的联接(Articulation)形成被传播的历史及其叙事。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主要聚焦两个主题，一个是人物，一个是事件，由此构成叙事的基本框架。自从开创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法国大革命以来，“在塑造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共同拥有的历史观念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历史观——它是什么意思，如何形成，如何使用——在民族主义的构成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的书写在19世纪的欧洲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它的发展与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德国历史学家，他对把历史创设为现代学术学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277。从兰克学派出发，德国人最先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为什么是德国人最先建立史学？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在于形成民族—国家的范本，造成了对它东边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的普鲁士各邦的压力，当时尚未形成德意志民族。法国在西边，普鲁士要超越西方就要形成自己的民族国家，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的竞争中形成新帝国，比如从拿破仑一世开始的法兰西帝国，从俾斯麦的普鲁士王国到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即一个新的国家崛起的过程，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同时还要形成历史和文化的叙事来强化某种民族的、国家的认同。“对兰克和他的追随者而言，对意义的解释意味着达成目的的手段——目标是重建人类命运和民族命运；资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它提供了详细可靠的细节，所以叙事的编撰才能够完成。”[5]240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史学参与构建一个民族的，或者说相当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试图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民主从而带有半独裁性质的制度和价值的现代性德国道路。 虽然兰克的史学观今天被学术界认定为实证主义历史学，但他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人们在进行历史叙述时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后来有专家认为，兰克历史写作的思想背景被误解了，因为他植根于德国古典主义哲学，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超越了尊重事实的精神。兰克曾经说过：“史学别于其他学科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同时亦是一门艺术。史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可搜集、发现和钻研；而它同时也是一门艺术，则是因其能对已发现和已知之物加以重述和重构。其他诸学科，或仅止于严格如其本然地说明所发现之物，史学则拥有重现事物的能力。”[6]179换句话说，人文社会领域知识的传播功能其实是要产生意识和观念的转化。历史叙事不能仅仅由实证主义来决定，重要的是建立什么样的解释体系。要有新意的阐释历史及其意义结构，往往来自于一种新的世界观。代际之间人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在其所生活的年代形成自己的理念或观念。代际之间的沟通，从细节到价值，从方法到模式，从理念到故事其实都是有分歧，所以只有重新从自己的体验认知开始，才能体会到一个历史叙事的形成过程。在一个指认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的观念认知和心理体验也是有差别并决定一种视角。所以，实证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和支撑，主要的影响还在于理念的逻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