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王中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先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王中先生1956年提出“报纸两重性”“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等观点，轰动全国，被誉为“新闻改革理论家”，后来因此被错划为“右派”，“文革”结束重上“杏坛”，复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甘惜分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新闻理论课程，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出版《新闻理论基础》，是为新中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新闻学专著，很多新闻院校、媒体机构将其作为教学、培训教材，发行超过20万册。1984年，王中、甘惜分同时经教育部批准成为中国首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南北双星，璀璨耀眼。 但另一方面，1957年“反右”王中被错误批判时，甘惜分也写了批判文章《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革后，都曾备受折磨的两位学者复出，甘惜分当面向王中诚恳道歉，但王中似乎并未谅解。直至晚年，甘惜分还对此事不安于心，对看望他的学生说：“我和王中先生的误解一直没能够消除，这不成终生遗憾了吗。”(郑保卫，2015)可以说，王甘两人在思想上、学术上、情感上的分歧和矛盾，成为纠缠他们后半生而未能解开的死结。 本文不拟对王甘两人的新闻思想展开论述，而是希望通过对两人生平经历、思想资源与时代背景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王甘二人新闻思想分歧形成的原因，以及他们何以能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一代新闻理论家。另外，本文还将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甘惜分新闻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很大转变，有人提出其思想“晚年转向”说、与王中“殊途同归”说(向芬，2018)，这样的转向真的发生了吗？ 对王中、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的研究成果有不少，①但是将两人进行平行对比研究的则为数不多。其中，刘海龙(2013)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中，比较了王甘80年代提出对宣传与新闻关系的看法，认为他们都将宣传视为中性的工具，预设了社会主义宣传的正当性，但王中认为新闻和宣传虽有联系，但不能等同；而甘惜分认为新闻均为有意图的选择，因此所有新闻都是宣传。作者并分析了甘惜分“泛宣传观”的逻辑失误以及与“用事实说话”报道传统的内在联系。柴菊(2013)的硕士论文《当代中国新闻学范式研究》对王中《新闻学原理大纲》和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进行文本对比，认为“王中相较于甘惜分而言，意识到了专业化的研究对于建立真正的新闻学的意义，而不是一条依附于政治下的新闻学道路。”向芬(2018)则在《新闻学研究的“政治”主场、退隐与回归——对“新闻论争三十年”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一文中，对王中、甘惜分的经历和思想差异展开分析，文章认同甘惜分的看法，认为王中竭力想使新闻与政治分离，而甘惜分始终认为新闻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作者批评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学研究去政治化的取向，并提出当前应让政治回归新闻学研究的观点。本文正是受向芬文章的直接启发，同时认为其中对王甘思想及其来源的论述尚有粗疏之处，一些结论不够确切，②需要重新加以梳理、分析。这不仅因为王中、甘惜分在中国新闻学科建设、新闻学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甘王之争”已经成为新闻学术史上一桩重要的“公案”，有必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和辨析；同时也因为，以他们两人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与时代、社会、政治大潮起伏互动，书写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也被意识形态所书写。在通过对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以那种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历史追问中，③发现米尔斯(1959)所称“个人与历史在社会结构中的联系”的意义。由此，文本在对王中、甘惜分生平进行对比式梳理的基础上，以求回答上述问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李金铨教授(2013)《记者与时代相遇》一文将同时代不同取向三位记者的个人经历与历史变革在社会的交汇上展开，探索记者与时代的光影交互。本文受到该文的启发，并借鉴了其平行传记式分析及与时代背景勾连互动的研究方法。 王中早年作品大多散失，也没有留下公开发表的传记；甘惜分虽然有应人大校史室之约写下的《甘惜分自述》，以及对话式学术自传《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出版，但他一生“只想大事，不想小事”，对除学术之外的其他生活，涉笔很少。④本文在研究中除了引用两人相关文章、他人回忆之外，有些情况只能通过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背景等尽量加以还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钩稽，本文制作了两人生平经历、思想特点的简表，以便对照(如表1)。
一、人生第一次转折：从革命青年到党的新闻工作者 (一)早期教育经历及王中知识框架的形成 王中与甘惜分都出生于20世纪初。王中长甘惜分2岁，1914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一个地主家庭。尽管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但家庭条件似乎尚好，使他得以接受完备的教育。1932年9月，王中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这是当时山东省唯一一所省立高中，其前身是山东大学附中。⑤ 1935年9月，王中入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就读。这时山东大学已迁至青岛，留美学者赵太侔任校长(1932.3-1936.6)，借鉴清华、北大专家治校风格，延聘著名学者，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起之秀。王中在校期间，戏剧家洪深任系主任(1934-1936)(许志杰，2013)。赵太侔治下的山东大学不但录取标准极高，教学管理也非常严格，并且特别注重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将文理学院合一，要求无论什么院系的学生，在一二年级必修国文六学分，英文十二学分，自然科学六学分，社会科学六学分(杜光埙，1954)。 可以想见，尽管时局动荡，富有革命激情的王中难安于学，但成长经历和学习环境也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文化素养以及现代知识体系。解放之初到了上海，不少人觉得王中是个“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平常作个报告，来一个“孔子曰”“孟子道”毫不费力，而且风趣横生，往往引得哄堂大笑(时烈，1957)，与其青年时代的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五十年代王中主持复旦新闻系出版《新闻学译丛》，改革开放之初他建议复旦新闻系开设传播学课程、出版不定期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八十年代以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为例分析宣传的规律，⑥此类对西方学术、西方文化的关注，与王中就读外文系形成的知识视野、知识旨趣也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