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9)02-0031-09 “生活世界”是常被拿来关照“技术工具本质”的镜子。胡塞尔(2001)区分了“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认为生活世界是“感性直观”“不言而喻”“前科学”的世界，是被遗忘了的“自然科学的意义基础”，而现代技术工具是科学构造的，是迥异于生活世界的构造物。当“生活的综合技术”发展为“科学的现代技术”之后，技术工具的实践就和生活世界的实践渐行渐远。海德格尔把这种独立的技术力量还原为“座架”，它僭越到生活世界之中，使生活世界“非生活化”。伯格曼则把这种独立的技术力量归结为“装置”，认为其是一种破坏“聚焦实践”的技术物。总之，在这些经典技术哲学的视野中，现代技术工具如同“奥卡姆的剃刀”，其所过之处，唯留下“技术的剪影”。 但芬伯格认为，技术工具并非纯粹的技术构造物。技术从根本上看是“社会的剪影”，是生活世界塑造的结果。在芬伯格看来，海德格尔等对技术工具进行分析的“人文传统”，虽然在揭示技术理性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方面有深刻洞见，但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芬伯格经过艰苦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工具化理论”，揭示了现代技术和生活世界的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为我们理解现代教育技术工具提供了新视角，具有独特的工具伦理价值，同时也为合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工具提供了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 一、工具化理论的基础：技术和生活世界的互构 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是科学概念的基础和根源”，以及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经验反映的是规定意义的实践”的思想使芬伯格意识到，从生活世界的角度考察技术工具有重要意义。但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不同，芬伯格并不认为从生活世界分化出来的技术世界与生活世界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技术工具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且会参与到与生活世界的互构之中，由此形成了与上述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观和现代技术观。 1.技术工具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 胡塞尔现象学把生活世界界定为“事先存在的”“先验的”世界，它是未分化的、前现代的“原初”世界，是作为现代技术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世界。这也是后来技术哲学家们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对立的思想根基。芬伯格看到了这种对立观点的局限性，另辟蹊径地从社会建构论视角理解生活世界，认为技术规则从生活世界中分化而来并仍然深深根植于生活世界。该分化过程显示多重意义：一方面，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不同，生活世界是充满了变动不居之意见和行动的独立性领域，实践一旦被技术化就会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就会丧失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原始丰富性。伯格曼由此描述了一副“卸除生活世界大多数技术任务的现象”，这是他“装置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同样也是海德格尔的“器具范式”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两者也是联系的，技术工具是深深扎根于生活世界的“人类发明”，技术规则并不纯粹是技术的内容和形式，而是植入了来自社会的意义“代码”：技术专家将社会影响以技术代码的形式阐释为技术规则，进而设计和制造工具；技术消费者也将社会的意义植入到技术化实践过程。最后，技术工具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是必要的，没有分化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具。 2.技术工具是生活世界“意义”建构的结果 技术规则虽与生活世界相对独立，但其来自生活世界且仍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是生活世界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工具化。技术工具作用的发挥并非完全遵从技术逻辑，而要受“生活世界”价值系统的调节。芬伯格在此表现出与海德格尔的分野。海德格尔认为，生活世界已被技术殖民化，技术安排了社会生活的一切，超越技术的创造性社会实践已无可能；人的生活状态都是技术“逼迫”的结果，人只不过是技术系统中的“原材料”或者“零件”，人在“意义”层面的存在已被彻底剥离。芬伯格则认为海德格尔走入了技术悲观主义的死胡同，患上了对前现代技术工具实践的“乡愁病”，并试图寻找一条逃避技术“敌托邦”的“自由之路”。芬伯格并不否认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但同时认为存在着其他可能的现实出路。其依据就在于他对技术工具与社会价值、意义之间互构机制的揭示。 芬伯格用埃舍尔的画手来揭示技术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互构机制，即“社会和技术的共同建构”(安德鲁·芬伯格，2015)。在芬伯格的技术社会建构论中，现实的社会即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是人的自我世界(安德鲁·芬伯格，2015)。该互构过程既是一个“怪圈”，也是一个“层次纠缠”的关系。首先，在怪圈的结构中，“画的主体”与“被画的客体”是一种悖论关系，因为每一端的主体同时也是客体。这种行动者间的关系，形象地揭示了技术工具与人的关系——他们在层级之间互相纠缠，有清晰的逻辑结构，却陷入一个无先后、难分层级高低的怪圈之中。芬伯格认为，在技术理性和生活世界经验相互纠缠的怪圈之中，理性和经验都无法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人不可能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脱离技术而自由发展；技术工具也无法独立于人而形成真正的控制力量。一方面，人根据生活世界的经验发明技术工具，而技术工具在介入生活世界时，也要接受生活世界价值的调节。因此，生活世界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社会的、具体的。另一方面，技术专家的知识和使用者的“经验”两类知识共同赋予工具以“意义”，决定着工具的发明和具体功能的发挥。因而，工具不是自主的，它从生活世界中来，并通过生活世界中自觉意识的选择来塑造和重构生活世界。 二、工具化的阶段：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 基于对技术和生活世界关系的分析，芬伯格分析性地把技术区分为“功能”和“意义”两方面。之所以说是“分析性地”区分，是因为在通常意义下，技术的功能和意义是互通的。一方面，技术的功能是被处于特定社会意义结构中的技术专家和工具消费者筛选出的意义的工具化；另一方面，技术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工具“意义”显现的过程，而且要接受生活世界特定意义结构的调节。这种意义和功能互相纠缠的过程成为芬伯格阐释工具化理论的重要依据。技术工具“功能”的显现过程是“初级工具化”，而技术工具“意义”的复归过程即为“次级工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