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9)02-0102-11 一、前言 在早期英语系国家，结构功能主义是教育社会学的主流思潮，当时大部分学者以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进行研究，并认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促进社会功能的主因。显然，此种同质论忽视权力、私心与社会冲突的关联性，这种缺失促使马克思主义在1950年代开始崛起，此种取向采取社会阶级(social class)以及权力等观点解释结构化的社会冲突。尽管如此，在1960年代，才有更多教育社会学者采纳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教育研究，这种转变标示出，研究取向从和谐论转向冲突论，因而社会阶级、权力、冲突等成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依据，教育公平成为研究焦点。进入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广泛影响教育社会学研究，并导引出许多重要理论，诸如惯习论(habitus)、编码理论(code theory)和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等。 本文有鉴于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并且马克思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就社会科学范畴而言，甚至可视为空前的思想家。因此阐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显然无法以简短篇幅陈述其博大精深的理论，由于社会公平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轴，所以本文聚焦于教育公平问题。依据此种理论路径，本文继而剖析惯习论、编码理论和批判教育学等，聚焦于这些理论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是当前教育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并共同关注于教育公平议题。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阶级 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冲突论(dialectic conflict)与社会情境相结合，从而主张行动无法脱离真实的社会情境，须透过实践(praxis)才能检视思维的正确性[1]72-74，如此，社会情境是影响个体存在意义以及自我思维的主要因素[2]35-42。由于物质条件是驱动行为的主要因素，所以经济活动决定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便能影响个体意识[3]11。由此而言，社会发展是物质驱动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无法脱离物质条件[4]194，这种关联性使马克思以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视角，剖析工业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尽管机械化生产模式提供稳定报酬，但是却存在严重的压榨问题。其根源之一是这种模式以细目化方式，将复杂的手工技术转变为简易的生产动作，这种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亦可翻译成普罗化)使劳动者屈从于非人性化的固定化与简易化动作[5]41。此时，尽管人创建机械生产模式，但却沦为机械附庸，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也为之消失[6]。异化(alienation)足以强化此种无产阶级化作用，制式生产流程不再需求心智思考活动[7]95-109。由于精神是人的基本元素，这种剥夺使工作丧失实践精神意志的作用。此种异化也发生于产品中，尽管产品是劳动者的精神外化，但却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因为生产越多，工资就越低廉。受制于有限的工作机会，人类关系从相互关怀转向彼此争夺的异化型态。再者，劳动者出卖劳力交换所得，致使精神意志成为可计价的商品，这种劳动力商品化产生贬抑人性的异化作用[7]96-97。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化最终成为普遍的社会阶级，因而社会分裂成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两个阵营[8]。尽管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能穷尽所能压榨劳动者，但是此种情境也会触发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所以无产阶级能通过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发动全面性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以重建公平的社会，此时情境让人得以实践自我精神意志，成为真正的人[9]1-31。为化解这种可能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积极操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与底层(base)的关系，底层是经济结构塑造的社会关系，更具体而言是构成劳动者的条件，诸如价值观与能力等，上层建筑是传递特定意识形态，以塑造这些条件的社会机构，由于资本家拥有可观的权力，所以上层建筑能单向支配底层[2]37。 这种关联性说明，掌握上层建筑的运作，资本家便能为自身创造出最有利的意识形态，藉此途径可使劳动者产生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误认阶级压迫并不存在。此时，国家机器成为这种社会控制的道具[10]11，因为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诸如家庭、宗教、学校、政治、媒体、法律、文化和工会等，这些社会机构皆受制于统治团体，以传播特定的价值观，其目的在于塑造社会的新思维[11]127-149。诸如经济发展产生富裕生活的想象空间，这使劳工阶级对未来抱持更乐观态度，因而诉之未来愿景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它能有效地驱动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12]53-79。又如资本主义偏好民主概念的主因是，其个人主义能有效化解集体意识[13]72-73。由此而言，资本家操控国家机器传播特定意识形态，可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这种关联性彰显出，马克思关注社会正义，所以采取冲突论探讨社会现象，由于权力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因而社会阶级成为其理论的框架。尽管后续马克思主义学者仍延续此种冲突论，但是对社会阶级的分类做了相当程度的修正，这是因为劳动力结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是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拥有可观的影响力[14]58-59。 这种变化往往根源于生产技术的深化，并带动教育训练、管理模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些改变使职位产生阶层性的发展，并扩大不同阶层职位的薪资待遇，这些使劳工团体产生异质化。诸如生产技术深化将资本社会推向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此时需求有技术、有训练的工人，进而扩张技术人员的数量。同时，股份制度使公司的拥有者从少数人变成一群人，这种情境须委托他人经营公司，所以扩张经理人员的数量。再者，公、私部门的行政与管理人员等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也明显扩张，并拥有可观的影响力。虽然上述技术、经理与管理等类别人员没有生产工具，也是受雇者，但是这群人却明显不同于体能性劳工阶级(在马克思的资本年代，这群人是无产阶级)，其价值观更偏向资本家[15]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