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8)06-0023-10 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工业化进程持续加速，联邦政府为了确保农业经济高速发展，解决各州农业生产种质资源短缺问题，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海外新作物采集引种工作，派遣资深植物猎人、植物学家和作物育种专家前往世界各地采集引种新作物。中美两国在农业生产环境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中国作物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十分丰富，采集中国作物资源成为美国海外引种计划的首选。 一、在华开展采集引种活动的核心动因 (一)满足农业生产的作物资源需求 19-20世纪，到达美国的世界各地移民逐渐增多，他们发现原住民印第安人以玉米、谷物、马铃薯、烟草种植为主，农作物种类极其稀少①，辅食则以南瓜、菜豆、豌豆和野生水果为主，生产工具、耕作方法都比较原始②。欧洲移民携带的作物种子在美洲未开垦的土地上种植效果很不理想，直至他们仿效了原住居民的追肥耕种方式，才逐渐扭转作物种植不利局面；大规模移民潮时期，欧洲传教士也传入美国一批作物品种，包括果树、粮食、饲料等作物。19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广泛采用新农具和新技术，逐渐变成欧洲最大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③；为满足粮食出口、激增新移民和南北战争导致的消费增长需求，各州农民迫切要求政府提供新作物种质资源。采集引种海外优质作物品种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效仿英法俄掠夺中国经济资源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实施海禁政策，极大限制了西方商人、传教士和探险者的活动范围，欧洲国家采集的中国植物、作物样本不仅数量少，而且种类也极为普通。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内地自由往来的权利，为掠夺中国经济资源提供了极大便利。英国率先在华开展植物采集活动，采集引种经济作物和花卉品种；法国传教士积极参与植物种苗和生物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协助各国植物猎人开展采集活动；沙俄则采取武装科考方式，普热瓦尔斯基率领武装人员在东北、西北等地区开展动植物资源考察活动④。在英、法、俄等国家掠夺中国经济资源活动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利用后发经济优势，派遣资深植物猎人长期在华开展大规模作物引种活动。 (三)配合联邦政府的农业支持政策 20世纪初期，美国农业模式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的风险性较高，时常受到经济危机困扰，不景气的农业生产局面必须由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予以解决。为此，美国农业部设立专门机构，采集各州的农业信息，根据生产需求派遣育种专家前往世界各地采集急需的作物资源；并在各州设立新作物引种实验站，全力配合海外新作物引种活动。20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推出“1946年科研和营销法案”即“公法723”，规定联邦政府和哈奇法案部分基金预留给各州开展项目合作使用，在全国建立4个国家级示范区，分别位于纽约洲日内瓦市、佐治亚洲实验站、爱荷华州艾姆斯市、华盛顿州普尔曼市，成立由州立实验站主任组成的咨询委员会⑤，上述措施有效保障了海外新作物种质资源采集计划的实施。 二、获取中国作物种质资源的主要路径 (一)以植物猎人为主体开展引种活动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农业部派遣欧内斯特·威尔逊(Ernest H.Wilson)、弗兰克·迈耶(Frank N.Meyer)、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戴维·费尔柴尔德(David Fairchild)等资深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来华开展采集引种活动。除大量的珍稀树种外，他们还利用多种途径把中国的果树作物、蔬菜作物、粮食作物以及重要经济作物引种到美国⑥，及时缓解了农业生产中作物种质资源短缺的局面。上述主要植物猎人中，英国植物猎人欧内斯特·威尔逊最初来华是为英国裘园采集珍稀树种，受聘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后，长期在华开展植物采集与作物引种活动，他在采集珍稀树种方面比作物引种成果更多一些；弗兰克·迈耶长期受聘美国农业部，在中国的工作重点是采集引种新作物资源，迈耶引种的新作物种类和数量至今无人超越；约瑟夫·洛克曾受聘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作为已故植物猎人迈耶的接班人在华开展采集引种活动，主要引种成果集中在果树作物和蔬菜作物方面。 (二)驻华传教士参与采集引种活动 20世纪初期，美国的农业传教运动如火如荼，一批专家型农业传教士满怀信心来华开展农业传教活动，高鲁甫(G.W.Groff)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芮思娄(J.H.Reisner)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任教，卜凯(J.L.Buck)在皖北宿州北长老会传教站开展农业调研工作，林查理(Charles Henry Riggs)在福建邵武创办农林试验场、开展改良农具的研究和推广，等等⑦。美国农业传教士在华开展农科教学和科研同时，也从中国采集引种数量可观的新作物品种。此外，还有很多的驻华传教士在植物猎人聘用或教会指派下直接参与作物引种活动⑧，他们在游历传教期间重点采集区域特色的新作物品种，直接邮寄给美国农业部或各州试验站；上述传教士不仅接受过专业技能训练，而且对采集引种活动有强烈的参与意愿，如大名府传教士哈瑞斯·哈尔丁(H.W.Hoalding)多次请求参与采集引种活动⑨，岭南大学校长埃德蒙兹传教士也积极申请参加云南、四川等地的作物引种活动。 (三)留美学生群体发挥中介桥梁作用 19世纪中期，清政府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成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新举措。20世纪初期，庚子赔款退还后到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的新时尚，留美农科生大多数学成归国，他们利用生物学、作物育种学专业知识开创了中国近代农业学科先河，自己也终成一代农学大师，如过探先、俞大绂、冯泽芳、金善宝等。留美农科学生群体中有很多人与美国作物育种专家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他们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实验条件开展科研活动，作物种质资源交换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农业部的《新作物引进公告》(1908-1924)多次提到中国金雅梅博士邮寄作物样本，湖北农务学堂邮寄给美国农业部葡萄柚和茶树种子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合作开展作物改良项目，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培养了大批作物育种专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美两国作物种质资源交流业务(11)；在长达20多年的项目合作中，两国的学者经常互访交流，金陵大学章文才教授曾在加州大学农学院柑橘系任教，与著名柑橘专家施温高(W.T.Swingle)合作开展项目研究，紧密的学术合作使两国的作物种质交换成为常态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