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F092.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19.01.011 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有关国民收入的研究起步于17世纪。1672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一书中，计算了包括国民收入指标在内的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经济实力对比，从中反映英国的潜在力量，说明英国有掌握国际贸易和称霸世界的可能。1696年，英国统计学家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就在《对英格兰现状的自然与政治的观察与结论》(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and Conclusions upon the State and Condition of England)一书中，对168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作了估计。但有关国民收入的早期研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关注，“隔了二百多年才有Bowley①及Stamp②等继之而起”[1]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法、美等国学者有关英、美、德、法、俄、意等国的国民收入比较研究的成果次第出现。但是，以上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国民收入的研究，仅仅是把国民收入作为评价一国生产能力、经济实力及国民福利的标记，没有将其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也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 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一书中创立投资储蓄理论以后，国民收入成为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基本材料，因而“大大增加了一般经济学者对于国民所得的重视与运用”[1]3。较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Clark Warburton)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们最早提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等概念，并运用其研究各国的经济规模及长期的经济增长。其中，库兹涅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运用规范的理论提出了国民收入的概念、定义、对象、计算方法等基本问题，使国民收入核算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并形成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和一门独立的学科。库兹涅茨著有《国民收入和资本形成，1919-1935》(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1919-1935)和《国民收入及其构成，1919-1938》(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1919-1938)等有关国民收入问题的名著，被称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之父。 中国近代以刘大中、巫宝三等为代表的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运用当时西方学者提出的GDP、国民收入③等概念和核算方法，对中国近代国民收入开展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关注当时学术界有关中国国民收入研究的动向，写了一些介绍性文章与书评[2-7]。近年来，学术界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8-12]，但有关研究不仅没有系统性，缺乏比较研究，而且在资料的挖掘上存在不足，特别是没有利用外文文献资料④。本文在概述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比评了近代中国两位研究国民收入问题最有成就的学者——留美经济学博士刘大中和巫宝三对于中国国民收入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早期的国民收入研究 最早研究中国国民收入的是外国机构与外国学者。日本学者高桥秀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著的《支那之富力》一书中就对中国的国民总收入、人均收入及其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比较做过估计。该书指出：“列国人之所欲知而不能知者，中国之富力是也。余曩时从事调查于支那之富力，已阅二年，近顷渐得其概要……能知支那之富力，不仅在支那得为自国经营之资料，外国人亦得依之而定对支经济政策之标准。”作者认为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不仅有利于外国制定对华经济政策，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因此高桥秀臣完成该书以后，主动向上海的《国民杂志》投稿，“请求揭载”，并且以“中华民国兴隆策之基础”作为副标题，以标明论文的价值。该书的统计结果为全国富力总额(即国内生产总值)为“一千零六十一亿三千三百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五十七圆”，居世界第五位，人均富力为“二百六十七圆五十七钱”，“约日本帝国一人当富力之半额余而已。其国民所得之寡，亦居列国之最下位”。[13]该书有关当时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仅包括“十八省”，不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 德国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1930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力量》(The Economic Forces of the World)一书，根据国民收入与一国财富的比率，“计算中国国民所得为12 525百万元，每人所得为29元”[14]。 英籍澳大利亚经济统计学家克林·克拉克(Colin Clark)⑤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之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对28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行过核算，在该书的“四十四至四十六页中，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所估计的期间为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四年”。克氏关于中国国民收入总数估计，如果折成中国银元高达60 000多百万元，比中国学者的估计高出一倍以上，“这个数字是中国战前国民所得估计数字中最大的数字”[4]。克拉克对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方法是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所得是按照金陵大学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调查每户农家的平均收入再乘以农业总人口得到的农业总的国民所得，非农业人口的所得则是一部分按照1930年的中国工商部的工厂调查计算，余下一部分按照他自己的估计。该书对于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不尽可靠，但“大体我国国民收入低微的情形，在世界各国中的地位，可以由此获知；而且将来应当如何谋经济建设，怎样聚集资本等问题，也可得到不少的暗示与参证”[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