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明代商业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迄今已走过80余年的曲折历程。80年代之前，虽有不同的声音，如谷霁光对唐末以降至清初抑商政策变本加厉的观点予以批评，①但“抑商”说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80年代以后，看法趋于多样：有的继续坚持抑商观点，如王兴亚等认为，朱元璋及其继承者固守抑商的国策，严禁去农从商，延缓了经济的快速发展。②有的则对抑商观点进行反思，重构新论，如韦庆远等认为，自明中叶始，重商思想断续出现，商业政策由抑商向重商转变。③还有的提出通商的观点，但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仅对明太祖朱元璋的通商观念与通商政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④那么，明代商业政策的实态究竟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明代许多重大事件，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解和阐释。揆诸史实，明代的商业政策既非“抑商”所能概括，明中叶后也未“重商”，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洪武至万历抑商与通商并存，到万历及以后通商政策完全确立的动态过程。兹不揣简陋，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加论列，以就正于方家。 一、“通商”之意渊源有自 商业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据确切可靠的记载，至迟到西周时期，统治者即已有明确的通商意识，并推行通商之政。《尚书·酒诰》载，周公教妹土之民种植黍稷以事父兄，牵车牛远服贾以养父母。⑤无独有偶，《史记》记载，武王灭商而王天下，分封姜尚于齐之营丘，姜尚至国修政，通商工之业。⑥春秋时期，晋文公“通商宽农”，⑦卫文公“通商惠工”。⑧通商成为晋、卫等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至战国，抑商议兴，并在秦国率先得到实施。到秦汉，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抑商的制度化体系，具体内容主要有五：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名田，重租税困辱之，重要商品国家专卖。⑨商人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尽皆囊括其中。秦汉及以后各朝对这一政策的执行时有弛张，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完全一样，但总体得到延续，未曾中辍。直到唐代，尚未看到有根本性削弱的迹象：“工商不得乘马”；⑩工商杂户不能与庶人一样穿黄色衣服；(11)商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12)官府食盐专卖依旧存在。(13)不仅如此，国家专卖商品还增加了新的内容，茶叶成为禁榷的对象。另外，政府尚有借商之令，勒索商人以筹措军费。(14)总之，自战国秦汉至唐，通商作为一项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由显而隐而微，“通商”一词几乎在载籍中消失，仅稀见于《南史》《北史》《隋书》等少数典籍。然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正常的、必要的商业活动是允许存在的，且各朝为保障商品交易活动的有序进行，皆制定有规范商业行为、整顿市场秩序的法律条文，只是有一些地域、时间和行业的限制而已。如市坊制度，盐铁、盐茶专卖，“诸非州县治所，不得置市”，(15)等等。因此，抑商与容商共同构成了战国秦汉至唐朝商业政策的完整内涵。 至宋，不抑兼并，禁止商人占有土地的制度得到完全的松绑；商人在服饰、乘马等日常生活方面，取得了与庶人平等的权利；(16)商人入仕的限制有所松动，凡有奇才异行的商人皆可以出仕；(17)政府亦保护商人利益，公布征税商品的种类与名称，使官吏不得上下其手；(18)盐茶官府专卖逐渐转向通商。宋代食盐行销分官鬻、通商两种。(19)官鬻即官运官销；通商之法则变革不常：一是商人入中粮草或现钱于沿边州军，官府给券，领盐贩卖；(20)二是商人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21)三是入钱请引贩盐，官收引税。(22)宋代茶法亦分通商和禁榷。禁榷，即官设山场收购园户茶叶，商人入钱京师，“计直予茶”。(23)通商则有交引法，商人输刍粮于边，量地之远近，授以交引，诣京师给茶；(24)有贴射法，官府不再收购园户茶叶，商人入钱京师，赴山买茶，与园户自由交易，“官收其息”；(25)有茶引法，官不收茶，也不定价，茶商赴官买引，与园户“从便交易”“官为抽盘”“批引贩卖”，运茶到规定地点销售谋利。(26) 元代无商人日常生活的歧视性规定，也无出仕的限制，其商业政策基本承袭宋代而来，且有一定发展。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年，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27)元代食盐销售实行盐引法，较宋严密，商人买引，“就场支盐，许于行盐地方发卖”。(28)但亦“置局设官卖之”，(29)官府卖盐仍在一定范围存在。元代茶法因宋之旧而略有变通，实行茶引法以通商，“令客买引，通行货卖”。商人卖茶须随身携带茶引。否则，以私茶论罪。(30)由上可见，自宋迄元，抑商格局发生较大变动，奠定于秦汉的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政策开始复兴，“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31)“通商惠工”(32)“力穑通商”(33)的记载。这些表明，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抑商虽仍未消失，但所占比例逐步缩小，通商的比重日益扩大，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了国家的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二、明代的“通商”之制 明代承元之后，通商观念更加普遍，“工商众而国贫”的老调被碾轧粉碎，前代商业政策中的通商元素得到延续，并呈进一步扩展之势。有明一代的许多经济社会制度都贯穿了通商之意，体现了通商的政策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