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9)01-0015-15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诗人和艺术设计家，被认为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在莫里斯的一生中，他坚持将自然的思想和社会的改造、人类的生存以及艺术的发展联系起来，并身体力行地贯彻实施。尽管他的自然观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但却对未来社会和人类生存以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影响。他积极著书并发起工艺美术运动，以探讨和实践找到解决矛盾和困境的方法，将环境、快乐劳动、教育和人类生存等视为一个生态整体加以考虑，从社会、自然和艺术等几个维度表达了他对构建和谐、健全、自然的社会和人生的追求。 一、进步及其问题：莫里斯生态自然观的社会背景 莫里斯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工业生产能力超过全世界的生产总和，被称为“世界工厂”。早在莫里斯出生前两年的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得到议会通过，从而清除了旧政治制度中最严重的弊端。英国从17世纪以来从未像现在这样与革命如此接近：出现了关于选举权的大规模示威，取消了对宗教少数群体的限制，机器取代了人力劳动，人们对科技、知识的渴望日渐提高。1833年6月29日，天文学家约翰·赫谢尔爵士(John Herschel)在伦敦郊外的克里斯托弗酒馆集会并发表讲演，鼓励人们广泛阅读，并认为阅读的推广提高了大众的智力和道德标准，反过来将为社会进步、公民意识和民族团结奠定基础。在世界各地，现代社会的到来，以图书馆、出版社的建立以及科学普及的雄心为标志[1](P1-4)。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1851年，在阿尔伯特亲王的亲自主持下，伦敦世界博览会在水晶宫开幕，它集中展示了英国的科技实力，凸显了英国在纺织、炼铁、铁路等各种机械生产方面的优势地位。阿尔伯特为伦敦商人和银行家所作的讲演彰显出维多利亚时期的乐观主义和对所取得成就的骄傲。他说：“没有人注意到当今时代的特殊特征，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美妙的转型时代，我们正在迅速地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事实上，所有历史节点都是人类的统一的实现。……将不同国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距离在现代发明的成就面前迅速消失，我们可以以难以置信的轻松地遍历它们。思想快速地甚至闪电的力量来传达。另一方面，劳动分工的伟大原则，可以称为文明的推动力量，正在扩展到科学、工业和艺术的所有分支。”[2](P7)但英国的社会问题并未因为这次博览会而消弭，反而暴露出在现代化狂飙突进的进程中，人、工业、自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激发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严重反驳。当莫里斯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后，称这里展出的产品“极其丑陋”：滥用装饰的机器设计、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粗制滥造的产品、展览会上弱小的童工和庞大的机器的反差……这些都使他痛心疾首。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化和机械化，面对劳动分工导致的人性完整性的破坏和人逐渐被机器所取代的恐惧，面对优秀手工艺传统的丧失，莫里斯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给予痛斥，称它是“自满的物质主义的维多利亚价值观”[2](P13)。他迫切希冀找寻一剂良方，以解决自然-社会、劳动-审美的失衡问题。19世纪50年代，莫里斯加入了拉斐尔前派，60年代“红屋”的设计完成后，莫里斯倡导并推进了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19世纪90年代，莫里斯完成了《乌有乡消息》一书。他的自然生态观通过艺术实践和《乌有乡消息》一书充分、多维地展现出来，体现出他对社会制度、人性、劳动、教育、艺术和审美的理想预期。 二、快乐劳动与人的本质需要：生态自然观的人性指向 对于劳动，埃德蒙·伯克在1807年的《政治纪要》中描述了英国劳动阶级的贫困生活：“在英国，一位只有一妻三子的劳动者，虽然未曾一天停止劳动，虽然全家极其省吃俭用、努力勤奋，但任他如何辛劳，如今却终年也吃不上一餐肉食。这难道就是劳动者应处的状态吗？”[3](P36-37)而莫里斯的劳动思想直接源于两位思想家，即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卡莱尔分析了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在冲突的社会与想象的秩序世界之间、本能地对上级的尊重和真正的道德引导之间，19世纪英国与中世纪英格兰之间形成了强大对比。在这样一个社会，一个人可以适当地实现自己，而自我实现的最人性化的方式就是劳动。他对伦敦世界博览会中的产品给予抨击，认为从这些产品中可以看到，人的头脑和心灵，甚至手都逐渐变得机械化了。他们在个人的努力、自然的力量和各种领域已经丧失了真实的品性。他们希冀并为之竭尽全力争取的，并非是为了内在的完美，而是为了外在的结合和安排、为了制度、政体，是这样或那样的机械论[3](P17)。他因此虚构了一个理想的英雄人物：在盲人社会中具有精神洞察力并值得所有优秀人认识和追随的人[2](P17)。另一位启发莫里斯心智的思想家则是约翰·拉斯金，他不仅完成了莫里斯的哥特式艺术的启蒙，同时向他揭示了潜藏于当代社会中的残酷剥削。在对社会的深刻不满和表达使命感方面，拉斯金是莫里斯的导师。在《威尼斯的石头》一书中，拉斯金对英国的工业化所导致的人性的分裂和社会问题给予痛切的抨击和反思。他说：“我们最近已经对劳动分工这个文明社会的伟大发明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完善，只是我们给了它一个错误的命名。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劳动被分工，而是人被分裂成一个个小碎块——生命被分裂成碎片和碎屑。……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发出来的比它们熔炉的鼓风机声音更大的叫喊声，除了人之外，我们什么都造，我们漂白棉花、锻造钢铁、提炼精糖，制造陶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估算过锻造、雕琢和塑造一个活生生的精神并使之生辉有什么好处。……所有阶级应正确地了解什么样的劳动对人类有好处，什么样的劳动能使他们精神上得到升华，得到幸福快乐。”[4](P147)拉斯金认为，真正的劳动是幸福快乐的源泉，它是精神的升华。因此他充满信心地指出：“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证明，上帝希望生活在世上的每个人都在工作，而在我看来，上帝更明显的意图是希望每个人在他的工作中获得快乐。”[5](P1)受到拉斯金的启发，莫里斯对劳动也有深刻的认知和描述——将工作和劳动当做享受和趣味，而不是强制。在《乌有乡消息》一书中，人们喜欢劳动和工作，但这种劳动和19世纪之前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他们以自然为师，熟悉各种劳动流程，可以到集市上做交易，但“在19世纪，那些能够使用双手的人都是被人轻视的”[6](P24)。因此书中的主人公迪克说：“当我们在干一段有趣的工作，而且周围全是一些快活的伙伴时候，一切事物都好像是一个笑话，你知道，我们是觉得那么幸福。”[6](P59)而这个社会已经摆脱了贫富的区别，甚至不知道贫穷意味着什么。作者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健康、优雅而又充满生气的人。在拉斯金的《现代画家》一书中，拉斯金关心的最本质问题是对美的定义，这也是他整个作品的基础。他说：“美这个词，其适当的含义有两个。第一，指常说的形体的外在性质……这种性质无论在石头、花卉、野兽或人，都是绝对同一的。这种性质也在某种典型的神的属性中显示出来，为了和第二种区别开，我因此称之为典型之美。第二，指表现出生物体功能的恰当实现，特别是指人类完美生命的喜悦与正当释放。这种美，我称之为活力之美。”[7](P42)莫里斯在艺术设计和社会理论中，结合了拉斯金这两种美的思想。他希望在自然、生命和人性中，发现充满“活力的美”或“生命的美”。在他所构想的“乌有乡”中，没有贫困，没有病弱，没有由于工业生产所导致的严重的城乡分化，亦没有所谓的“乡下人”。作者曾好奇地问迪克：“我在这儿没有看见一个贫苦的人——一个也没有。”迪克则误解了作者的意思，以为他指的是病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理解，源于维多利亚时期工业化对农业和乡村的侵占，使得农村的风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攫取大量的乡村资源并在乡村边建厂，钢铁冶炼、制陶、纺织、运输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与此相反的是，乡村里从事农业生产和小手工劳作的“乡下人”受到歧视。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农业已经为实行三种基本功能做好了准备，即提高产量和生产力，以便满足快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的需要，为城镇和工业提供大量的、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并为更现代的经济部门提供资本积累的机制[8](P31)。为了给商业化让路，牧场的牧民、峡谷里的小农户被从土地上赶走，这些都是导致从事农业生产和小手工劳作的群体沦为贫困并受到歧视的原因。正如莫里斯借哈蒙德的话所表述的当时的乡村状况：“劳动力很缺乏，可是工资依然在下降。所有一切乡村生活的小技艺过去曾经使乡村居民得到一些小乐趣，这时都已失传了。农民所经营的农产品自己吃还不够。当时尽管耕种的方法很幼稚而粗糙，农业收获却很丰盛，可是农场和田野到处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和艰苦的情况。”[6](P89)因此莫里斯向迪克解释乡下人的意思是“贫苦的人，干粗活的人。”但迪克根本不明白“乡下人”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些人都是邻近的居民，……人们的衣服比较粗陋；同时他们看起来也比我们更加壮健，更加顽强。可是有些人却更喜欢他们的相貌，而不喜欢我们的相貌，认为他们具有更多的性格上的特征——就是这个词，性格上的特征。呵，那是属于趣味方面的问题。——无论如何，把我们和他们的性格融合起来，一般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6](P30)可见，莫里斯的理想是消除城乡差别、消除贫苦，恢复人的自然、健康、顽强和生机勃勃的风貌和性格特征，这才是具有生命的美的人类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