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的必由之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富兴,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3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卡利科特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中发掘出“大地审美”,认为利奥波德以进化论与生态学为利器,使其自然审美经验从本质上超越了西方传统自然审美的画意形式趣味,探测到自然界内部的生态机理,将自然美学从艺术哲学的庇护下独立出来。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同时也实现了审美感性与认知理论的完善融合,提供了环境审美经验之最佳范例。“大地审美”案例昭示了当代环境美学以生态学奠基之必由之路,超越了审美感性与认知理性之对立。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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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2-0150-06

      依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欣赏在西方发展甚晚。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倾向于将山川理解为地球之疣皱,毫无生命气息之荒原废地,毫无审美欣赏价值,只可成为人类面对上帝所犯原罪之证。在中世纪,人物画中即使出现山川或动植物形象,也仅仅作为宗教人物之背景,或是《圣经》特定教义之象征性隐喻,比如以羔羊象征信众。①可是在中国,其情形则刚好相反。《诗经》中即充斥了对山川事物的大量细腻、积极性描绘,庄子更是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魏晋时代,山水之乐普遍自觉。此后,山水之乐延伸进艺术,成就了山水诗文与山水、花鸟画科,不绝如缕。

      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代表性人物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真地反思了西方自然审美传统,认为即使是自18世纪后,随着地质学、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世界认识的深入,西方人实现了自然审美的自觉,开始欣赏天地自然之美,但仍然存在重大的自然审美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形式主义、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三个方面。卡尔松认为,这些都是“不恰当”的自然审美。与之相反,“恰当的”自然审美应当是一种“环境模式”,应当把自然当自然对待,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帮助下欣赏自然。他说:“就像严肃、恰当的艺术审美欣赏要求有关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面的知识一样,对于自然的此类欣赏也要求关于自然史的知识——由自然科学,特别是诸如地质学、生物学和生态学之类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核心的观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能够揭示自然对象和环境真实的审美特性。”②“对于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而言,科学知识是最基本的。没有了它,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也将失去有关自然的审美特性与价值。”③正因如此,卡尔松在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中独树一帜,成就了一种个性卓然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scientific cognitivism theory),与强调全感官参与性的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卡尔松其实并非最早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于自然审美重要性的学者,环境伦理学家J.贝尔德·卡利科特(J.Baird Callicott)对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阐释也别有趣味。

      一、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在环境哲学界早已被公认为环境伦理学先驱,他所倡导的“大地伦理”(land ethic)已成为当代环境伦理之核心观念。然而,卡利科特却敏感地从利奥波德那里发现了另一种气质的文字:“三月的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虽然在冬天的大多数日子里,它们要经受猎枪的考验,这一点为猎枪声所证明;可它们知道:现在正是春天休战的有效期。它们划过弯曲的河流,低掠过无枪之虞的景致和小岛,与每一处沙洲喋喋不休,像久违了的朋友。它们盘旋于沼泽与草地,向每一处刚融化的池沼致意。最后,对我们的泽国作了一些形式上的巡回之后,它们收缩双翼,悄悄地划翔、朝向水地,黑色降落翼放低,白色尾翼指向远山。一旦触及水面,我们这群新到的客人便高兴地放唱振翼,这样便逐走冬尾,唤醒春花。我们的鹅再次返乡!”④“四月的夜晚,当天气温暖到适于户外纳凉时,我们喜欢听沼泽地里所进行的例会。总会有一段长时间的寂静,那时,人们只能听到鹬的声音。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或者是黑鸭的一些带有鼻音的咯咯情话。然后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回音,接着,便是一阵喧嚣的合奏。水上出现一片响亮的击水声,黑色之舰为击水声所搅动,一群旁观者的激烈争吵也加入进来,最后,一些深沉之声一锤定音,原来的噪音转为介于听到与听不到之间的小声谈论,可是,这种谈话在鹅群间很难彻底停下来。我又一次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只麝鼠!”⑤这是利奥波德为人们呈现的大地之美,他如此深情地欣赏春天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的生命气象,如此同情式地感受各类鸟兽们在春天所特有的欣喜。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地诗情、自然审美,卡利科特称之为“大地审美”(Land Aesthetic)。

      利奥波德不仅用其生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丰富、珍贵的自然审美经验,同时,对于环境伦理与环境审美,他也实现了观念层面的理性自觉:“一物趋于促进生物共同体之有机性、多样性与美时为是;当它趋于相反时则为非。”⑥据此,环境审美乃利奥波德环境哲学之重要因素。依利奥波德的设想,环境论理与环境审美二者当相随而行、相互发明。正因如此,利奥波德才将“美”与“有机性”“多样性”并置,把它们视为生物共同体健康之基础性标准,环境伦理之“金规则”。

      1982年,卡利科特即撰文(《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与耕地使用价值》)推举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观念。次年,卡利科特又分别在其《大地审美》⑦与《利奥波德的大地审美》⑧二文中重申之。他如斯理解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与“大地审美”之关系:“大地审美在环境价值论方面补充了大地伦理,大地审美与大地伦理均同样地内涵于进化论与生态理论中。此二者一起,代表了一种自洽的环境价值论。”⑨卡利科特的上述研究也许是环境伦理学界最早系统地整理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之美学因素,并从美学角度阐释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文献。他发现:“从历史上说,我们的自然资源与野生物种保护决定中的更多部分乃为美,而非责任所推动。”⑩这样的认识直接启发了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C.Hargrove)强调审美意识对早期环境保护运动积极作用的思路,也促使罗尔斯顿以美学反观伦理学,提出以环境美学促进环境伦理学的理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卡利科特发掘利奥波德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之美学因素,有利于学界更完善地理解利奥波德的环境伦理学思想成果,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界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看待环境伦理,开辟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学双向互动、共同繁荣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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