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八年(1075)六月，《三经新义》(《诗义》《书义》《周礼义》)撰成，送国子监镂板颁行。①其编纂、刊行之目的，既是提供科举取士的标准经义，也是推出变法的理论基础。然而，真正深入具体经解，考察《三经新义》与变法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且偏重于《周礼义》②。而有关王安石《尚书》学的研究，通常直接从辑佚本《书义》中归纳王安石的政治、哲学思想，但所呈现的王氏思想不免缺乏个人、时代特色；或借助苏轼、林之奇等人对《书义》的批评，间接探寻王氏《尚书》学与变法的关系，惜缺乏系统性，且多失于准确。③ 究其原因在于，今天的学者因疏离于当时的政治、思想语境，很难直接从《书义》纷繁的经解中辨识出“有为之言”。因此，要想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书义》在变法中的角色，必须回到历史语境，考察王安石在政治实践中援引、阐释《尚书》论证变法合理性的种种情形，而非仅对辑佚本《书义》作静态的文本分析。《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中有不少关于变法期间王安石援引、阐释《尚书》的记载，足以支持采用语境分析法对王安石《尚书》学与熙宁变法之关系作一考察，惜未得到学界重视。 王安石《书义序》言： 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知，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又命训其义，兼明天下后世。④ “验物”即检验事物，“决事”即决断政务。检验与决断更多地发生在受到质疑、或心存疑虑之时。王安石此语不仅是恭维神宗，也明确传达出他赋予《尚书》的功能：供君主正确应对外在质疑和内心疑虑。这是否意味着《书义》扮演了回击反对者的质疑、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之角色？本文拟通过考察熙宁年间王安石援引、阐释《尚书》的情形，及其与反对者在《尚书》阐释上形成的冲突与“对话”，来回答这一疑问；并尝试从《尚书》学的视角，管窥此时新旧两派士大夫的政治思想和行为逻辑。 一 圣王贤君的立场及其原因 变法开始后，反对者常以不得人心、招致怨愤为由主张废止新法。王安石则阐发《尚书》中盘庚迁殷、商汤伐桀等内容，提出圣王贤君“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旨在说明神宗不可为反对意见所左右，应坚持本属正当而合理的新政。 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称青苗、免役法等“违天下人之心”，批评王安石“自信太厚”、深嫉异论： 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⑤ 王安石对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指责一一辩解，及辩至“拒谏”，他说：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洶洶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⑥ 王安石援引《尚书·盘庚》中盘庚迁都一事，认为神宗应效法盘庚：于众怨之中坚持正确的决策。他强调这并非“拒谏”，而是摒除邪说和奸佞之人。 据《尚书注疏》，或因旧都坍圮，民众“久居水变”，或因君主、豪民奢侈而逼迫下民，殷王盘庚决定迁都。但民众安居已久，“恋旧情深”，故反对迁徙并有怨诽之言，加之官员们“又不助王劝民”。为此，盘庚告谕臣民并最终迁都。⑦ 王安石以盘庚迁都比喻推行新法表明在他看来，首先，变法如迁都一样是利民且符合“义”的举措；其次，变法与盘庚迁都均遭遇怨诽、反对，源于民众安习故常、目光短浅的特质和官员们的不遵王命，故而新政不当因反对而终止。 司马光不赞同王安石的解读，他在随后的回信中说： 《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弔由灵。”盖盘庚遇水灾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⑧ 司马光认为，首先，盘庚迁都与变法有本质区别：盘庚迁都利民，而新法“陵轹州县，骚扰百姓”⑨。其次，盘庚并非“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的君主：1.经文“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表明，盘庚希望了解、考虑民众的反对意见；2.迁都并非盘庚一己之见，而是他听取善言的结果，经文“非废厥谋，弔由灵”，据传、疏，意为“众谋必有异见，故至极用其善者”，可以为证；3.盘庚并未用刑罚逼迫持有异论的民众，而是反复开导，直至“有违者”都心悦诚服。 显然，王安石和司马光描绘的盘庚形象迥异。王安石话语中的盘庚，是不畏众人怨诽之言，坚持自己正当的、利民的主张的君主。司马光阐述的盘庚是一位能听取善言、宽厚地对待持有异论之人的君主，能兼听并取、务使所有人都心悦诚服于其举措的君主。不同的“盘庚”实际上是此时二人对神宗的不同期待。 王安石认为，商汤也具有同盘庚一样的品质。熙宁五年(1072)七月，保甲法已在开封府界十七县实施，正在向郑、滑等州推行。因开封府封丘县有人“以匿名牓扇摇保丁”，神宗认为开封府界内对于保甲法“人户尚有惊疑”，如果再向郑、滑州推行恐怕会招致更多反对，提出要派人巡查后“徐议此事”。王安石则认为，首先，反对保甲法的是极少数“自来居藏盗贼”的奸人，而被他们“扇惑惊疑者”也只是十七县中的二十多人。其次，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