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9)01-0026-12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开启民主转型进程以来，“转型正义”始终是岛内政坛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议题，但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学者对于何谓转型正义，转型正义的机制和对象以及如何落实转型正义众说纷纭，争论至今却鲜有共识。台湾当局着手处理“转型正义问题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20多年来，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实践有其相对成功的一面，实现了对“二二八事件”和“戒严”时期的政治案件的平反，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也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弥平政治纷扰、抚慰历史创伤的作用。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开始，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实践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走入误区，逐步沦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出现了一些新的严重问题。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蔡英文当局将转型正义作为施政的首要目标，试图以此打压国民党、推动“去中国化”、夯实“台独”基础。本文从梳理转型正义的理论内涵入手，简要回顾台湾当局推动“转型正义”的历程，剖析蔡英文当局推动“转型正义”的具体实践与主要目的，探讨其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一、关于转型正义的理论梳理 “转型正义”一词是由英文“Transitional Justice”翻译而来，也有学者将其译为“过渡司法”。从学理上说，转型正义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过程中必须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国际上的转型正义实践可以追溯到二战后针对二战战犯进行的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和德国的非纳粹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掀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正义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开始着手处理转型正义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海内外学界对转型正义理论的研究随着转型正义在世界范围的实践而不断深化。 (一)转型正义的定义 对于何谓转型正义，海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各种不同解释。总体而言，学界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类。就狭义而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认为，转型正义是如何处理威权体制下人权侵犯的问题，如何对待曾经公然践踏人权的威权政府官员的问题，即“施虐狂的问题”。[1]挪威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认为，转型正义是发生在政权移转之后，包含了“审判、整肃与复原”。[2]除了学者的界定之外，一些国际组织(包括重要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对转型正义进行定义。2004年8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名为《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的秘书长报告中(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指出，转型正义(联合国文件译为“过渡司法”)的概念包含一个社会为抚平过去的大规模虐害行为所遗留的伤痛，确保究问责任、伸张正义、实现和解而进行的所有相关进程和机制。[3]此外，致力于推动转型正义国际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则将转型正义界定为当社会由一段暴力冲突或压抑时期，迈向和平、民主、法治，并尊重个人与集体权利时，社会着手处理过去广泛或系统性的人权侵害所留下的遗留问题(legacy)。[4]而在台湾地区，按照民进党预设的语境，转型正义是指在民主政体下，对过去“威权政府”的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调查、矫正与赔偿。“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认为，转型正义是指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因压迫而导致的社会(政治的、族群的、或种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后工作。[5]简言之，有关转型正义的狭义定义集中研究政治转型中的法律所扮演的角色问题，探讨新兴民主政体如何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威权体制(独裁政权)下的大规模人权迫害问题。 然而，在政治转型期间，对前威权政权侵犯人权等事件的处理，不单纯是司法问题。因为在政治转型期间，司法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并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相关联。因此，对转型正义的研究，除了法学视角外，还有政治、历史、社会和女权主义等多种切入点。[6]这就极大丰富了转型正义的内涵，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广义的定义。美国学者爱拉扎·巴尔坎(Elazar Barkan)认为，转型正义应被视为是政治变迁后，着手于政治改革使其正常化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要处理的不仅包括是否民主化的问题，还有国家在国际战争或是内战后，整个社会该如何重建的问题。[7]大陆学者高志虎认为，转型正义是指新兴民主社会对历史上发生的侵犯人权、大规模暴行或其他严重社会创伤等问题的处理。[8]台湾学者施正峰认为，转型正义可以视为在经历重大政治变动之后，如何着手政治正常化，因此，并不光是民主化的课题，还包括国家在发生革命、战争/内战或屠杀之后，整个社会如何进行重建的挑战，甚至于必须面对慰安妇、黑奴，以及原住民族的和解；因此，转型正义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的境界或是目标。[9] 结合学者研究和国际组织的定义，本文认为，台湾地区的“转型正义”问题是指在民主转型进程中，台湾当局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白色恐怖”)、严重社会创伤(“二二八事件”)和其他不正义行为(如国民党党产问题)等的处理，其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弥合社会裂痕，促进社会和解和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发生。 (二)转型正义的实施机制 转型正义的实施机制，是指新兴的民主政权具体处理过去威权政权(独裁政权)实施的违法和不正义行为所采取的步骤、路径和策略。基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常见的转型正义机制大致可分为七种：赔偿受害者、起诉加害者、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真相委员会)、人事清查(权力净化)、制度改革、大赦(放弃处罚)和遗忘过去(不处理转型正义)。[10]转型正义的实施机制与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转型正义模式。事实上，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民主化”转型的进程不尽相同，对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和策略，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例如，赔偿受害者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被采用的、最没有争议的转型正义模式，具体方式包括金钱赔偿、财产归还、罪名平反、名誉回复等。赔偿机制虽然不能抹去受害者曾经遭受的苦难，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抚慰创伤、促进社会和解的作用。又如，由于新兴民主政体在决定起诉加害者时往往会遇到严重的挑战与阻碍，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阿根廷、德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采取过这种方式，但其效果却极其有限。再如，从1974年至今，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共有20多个国家运作过“真相委员会”或“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等类似机制，其中南非在20世纪90年代所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堪称成功典范。此外，人事清查机制[11]普遍出现于民主转型之后的东欧和中欧国家，其中捷克斯洛伐克最为严厉；乌拉圭、海地和危地马拉则在处理转型正义问题时实施了大赦；西班牙、津巴布韦和乌拉圭选择忘记过去的历史，放弃对前威权统治团体及其帮手进行任何的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