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还是浪漫？

       常言道：英雄创造时代，时势造就英雄。若无英雄，虽有时代风潮，难觅弄潮儿；若风潮不兴，英雄亦无用武之地，故英雄与时代乃相辅相成。从历史上看，时代愈进步，社会体制愈复杂，个人的影响愈渺小。近代以前，不世出之英雄人物或能鼓动风潮，独创新局，如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项羽、成吉思汗、拿破仑，均可称只手造就历史的奇才。20世纪政坛巨子如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斯大林，虽亦堪称叱咤风云，影响深远，然彼辈所创之时代多因时代而创：罗氏因美国经济大萧条而行新政，丘氏因英国有难而临危受命，皆能扭转时局，度危为安；希氏因欧战后德国受尽屈辱而乘势夺权，斯氏因苏联受强敌入侵而领导卫国战争，遂使苏联臻世界超强之列。然而，无论英雄创造时代或时代创造英雄，其功固斑斑可考，其过也难以掩饰。英谚有云：“百万生灵造就凯撒的伟大”(What millions died that Caesar might be great)，亦即吾华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也。

       在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扬一代风潮，提倡白话，批判传统，主张西化，宣传自由与民主，足称文化英雄，他于英年暴得大名，至老不衰。在他生前固已“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谤亦多由其盛名而来，然世情翻覆，历史人物于生前或有见嫉之积毁，身后有时反而增饰其名。光阴荏苒，今胡适辞世已逾半世纪，吾人宜以较长的时段，放眼裁量，由宏观追溯往事，作理性的检讨，从而客观评其功过，不因其功而忽略其过。

       胡适为人友善，性情温和，据何炳棣的观察，他“永远不给人看一张难看的脸”，所以颇有人缘。他学崇杜威(John Dewey)，虽未尽窥乃师堂奥①，但始终信奉自由主义。不过，他在思想上仍持有自由主义者未必赞许的激烈面向，尤见之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激波扬澜诸事。

       “五四”通常被视为一场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认为“五四”启中国封建之蒙，使中国从三纲五常的社会中解放出来②。李泽厚也认为“五四”是启蒙的，但因与救亡的反帝运动合流，先是“相互促进”，后因危机感，迫使“救亡全面压倒了启蒙”；“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在“钢铁般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李氏将此一社会思潮的格局称之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③。其实救亡与启蒙在意识形态上是相悖的，因救亡实具浪漫主义情调。以胡适成名时期而论，其时所弥漫于西方社会者，已属浪漫主义而非理性的启蒙精神④，而中国社会自西方所接收者，也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余绪而非理性启蒙精神的真传。

       启蒙思潮盛于18世纪的欧洲，强调科学与理性。法国大革命号称启蒙的“女儿”，实与其“母亲”渐行渐远，至19世纪中叶欧陆革命风起云涌，使得讲究理性，认为个人主宰人生、理性可以照亮个人知识以及伦理的启蒙精神，被讲究意志、权力、群众以及国族主义的浪漫精神所取代；浪漫思潮遂盛极一时于20世纪，认为理性作为分析工具，不足以理解知识之源，若欲获此，需要直觉、灵感、想象与同情；浪漫主义强调知识里的情感因素，喜好毫无拘束的自然表达，故视规范为障碍。

       “浪漫氛围”(Romantic Weltanschanung)的影响波及到文艺、哲学与政治各方面。震惊世界的1848年革命发生后，欧洲进入群众、意志与权力时代，既有的伦理与美学准则遇到挑战，启蒙已入穷途。浪漫思潮中的一个大潮流便是极富热情的、19世纪已盛行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欧洲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有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在此百年间，“革命”一词不绝于耳。这在思想层面上，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动：拒斥学院，拥抱“大众”(the mass)。时潮趋向意志、情绪、民主、权力，回归原始的浪漫风潮，认为文明污染了人性。追求感性的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被视为浪漫运动的先知。浪漫风潮开启了以感性为主的文化，与理性文化针锋相对，可称之为一场文化革命：它就是要革“普世伦理价值”之命，革“科学实证”之命，革“普世人文”之命。诚如西班牙艺术家哥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所说，浪漫乃“理性沉睡后生出来的一个怪兽”(El de la razónproduce monstrous)⑤。哥雅所谓的“怪兽”指艺术上的幻想与想象，但亦可泛指整个反理性的文化氛围。

       浪漫风潮在现代西方影响深远，然并非没有有识之士洞悉其弊，如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于1928年出版的畅销书《知识分子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就是一份颇具份量的批判，他声讨了知识阶级对理性与普世伦理价值的放弃⑥。班达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与文评家穆尔(Paul Elmer More，1864-1937)共同发起“新人文主义运动”(Neo-humanistic Movement)，提倡回归古典，重视教育，强调道德之养成与行为之端庄，以“古典主义”(classicism)与当时流行的浪漫思潮针锋相对，针砭奇特的、强烈的、夸张的、情绪的浪漫主义，贬之为“浪漫的忧郁症”(Romantic Melancholy)。白璧德更视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卢梭为狂徒，其名著《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抨之尤力，指浪漫主义为西方文明的颓废之源，因其抛弃准则、逾越界线、嘲讽习俗。白璧德擒贼先擒王，因卢梭乃浪漫运动最具代表性之人物，尝谓：“攻防卢梭可等同抨击或守护浪漫运动。”⑦这一派新人文主义者面对现代物质文明之兴起和中下层社会之质鲁无文，拟以教育为手段、以文学为工具，挽浪漫主义的颓风，提升大众的行为规范与社会融洽度。白氏欣赏儒家所倡的君子之风、道德规范与对教育的重视，引孔子为知己，因此更令白氏的中国门生梅光迪、吴宓等感动不已，益增对儒学的信心，深信中华古典与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处，遂欲融儒学于新人文主义之中，而成为“儒家人文主义”(Confucian Humanism)⑧。然白璧德在西方已难对抗浪漫主义的狂潮，梅、吴回国后，虽一再宣扬新人文主义⑨，更不能撼动当时激情的、浪漫的新文化运动。举世闻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认为政治尤其需要理性，意见须扎根于坚实的证据，然即以穆勒之威望也难以挽澜。现实的客观环境——如惨烈的欧战造成难以估计的生命与财产之损失——已充分突出人类的“野性”，引发西方文明危机的呼声，本应造成西方社会的惕怵反省，但浪漫风潮仍难以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