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9)01-0136-16 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二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来实现苏联在华的外交与现实利益，“蒋之下的和平”①也是美苏“大国合作”②构建起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支柱。鉴于这种情势，同此前长期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相比，二战后初期的苏联对华政策具有显著的保守性，其基本内容是巩固苏联经远东雅尔塔体系保证的安全与利益。然而，自1945年9月起，驻中国东北的苏军却开始执行一种“拒蒋迎共”的政策，即支持中共进入东北，拒止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这一政策对二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③苏军为何在相对保守的对华政策框架内“拒蒋迎共”？ 有学者基于美苏对抗的视角，认为防止美国势力染指东北，是斯大林在东北支持中共的主要考虑。④有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将斯大林支持中共的主要动力，归溯为苏联与中共的历史与意识形态渊源。⑤然而，很难想象斯大林会罔顾苏联在华的既得利益而支持中共，这一行为也将对苏联通过远东雅尔塔体系获得的其他利益构成威胁。现有研究普遍将所有苏方的行为视为斯大林个人意志的反映。斯大林固然在苏联对外决策机制中处于决定性地位，但他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问题为数不多、断断续续、经常滞后的论述并不足以解释苏联对华政策的连贯性及过程中的许多现象。⑥许多文献表明，二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华决策机制较以往研究揭示出的复杂得多，经常“在上层是一种性质，在中层和下层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⑦ 本文论述的主要观点是，1945年9月起，驻中国东北的苏军开始执行一种“拒蒋迎共”政策，这一政策具有随机性，并不完全是莫斯科意志的反映。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中国问题在莫斯科决策议程中的紧迫性大幅下降，莫斯科不再密切关注中国的当地形势，这一情形为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中下层机构提供了较大的决策与行动空间。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现实需要以及中苏关系整体情势的影响下，采取了一种支持中共进入东北、拒止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二战后初期东北问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利用多方档案文献，探讨苏军“拒蒋迎共”政策的形成及对东北局势的影响。 不期然的结合：中共与苏军在东北的最初接触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乃至整个苏联远东战略基本成型。在这一战略框架内，斯大林选择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合作，来确保苏联在中国的利益。支持“蒋之下的和平”也是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对美国人做出的主要承诺，关系到美苏通过“大国合作”构建起的远东雅尔塔体系的稳定，以及苏联通过这一体系获得的诸多外交与现实利益的实现。⑧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主要考量有：第一，防范中美结成反苏同盟，成为苏联在远东的威胁；⑨第二，不允许国民政府消灭中共，但也不支持中共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第三，承认国民政府对中国东北的主权与领土所有以及行政权，但要确保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存在。⑩ 1945年初，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谈判时，并没有料到该年日本会突然投降。美国军方坚持认为进攻日本本土的代价较大，建议罗斯福尽可能地促成苏联参加远东作战。1944年底，斯大林也明白告诉哈里曼，为击败日本，苏联将从西线抽调25-30个旅的兵力，并要求美国提供包括3000辆坦克、75000辆汽车、5000架飞机等在内的可以保障150万军队的物资。(11)1945年2月，莫洛托夫还请求美国提供10-12艘驱逐舰和2-3艘巡洋舰。(12)至1945年8月，苏联在远东共集结了150余万人，26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55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余架飞机，以及600余艘巡洋舰、驱逐舰、潜艇等。(13)然而，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次日，日本政府即释放出投降信号。(14)为了达成预期的军事目标，(15)莫洛托夫一度拒绝接受日本投降，宣称“日本政府的声明不能被视为投降文案”。与此同时，负责对日作战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拒绝了关东军的投降。(16) 形势的变化一度引发莫斯科对1945年中苏条约稳固性的担忧，驻华苏联大使馆等机构发回的报告印证了这种担忧。1945年8月，驻华苏联外交官员频繁接触中国各界人士与西方驻华官员，试图了解各方对1945年中苏条约的态度。(17)在这些苏联官员看来，国民政府中的“许多反动分子并不满意条约的内容”，(18)对条约抱有“尖锐反对”甚至“敌视”的态度。(19)与此同时，美国对东北问题的态度与美蒋亲近的情形，更加剧了苏联人的担忧。(20)8月8日和14日，哈里曼分别请求斯大林、莫洛托夫就东北“门户开放”提供书面保证。(21)宋子文在签署条约后，从莫斯科径赴美国争取援助。(22)8月27日，驻苏大使傅秉常对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表示，中国“期待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23) 作为当时中国国内唯一始终高举苏联旗帜的政治力量，中共中央在此前后的表现颇为引人注目。虽然斯大林在确立对华政策时并未考虑到中共的利益以及未来援助中共的问题，甚至未将出兵中国东北的情报提前告知中共，中共中央仍高度评价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之誉为“远东持久和平的基石”。(24)在外蒙古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旗帜鲜明地拥护苏联的主张。1945年8月1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为题的报道。(25)中苏条约公布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多次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作战的情形。(26)中共还高度评价了苏联在中长铁路、旅大等问题上的表态，称苏联“充分尊重了中国的权益”，是一个“以平等待我的社会主义国家”。(27)中共的姿态在当时中国所有政治力量中是绝无仅有的，显然会对那些负责对华事务的苏联机构与人员产生直观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