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1-0026-14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是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整合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突破了原来人类学家只重视村庄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农民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半径。①这些年围绕施氏理论的争论虽然没有停止过，但市场成为解释农村社会和农民行为的重要考察因素，已基本形成共识。②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和雷伟立(William Lavely)二位教授将施坚雅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调查笔记编辑出版，③让学术界得以通过该笔记，重新审视施氏的理论，同时，亦可对其研究进行新的补充和修正。施坚雅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证明了“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④那么在基层市场这个体系中，市场对乡村女性的开放程度如何？乡村女性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乡村女性在基层市场中的表现如何？乡村女性通过市场活动为其家庭和社区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收益？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学术界对乡村女性的研究不少，但对乡村女性与市场的关系却关注不多，⑤施坚雅对农村基层市场的研究也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去探讨农村妇女社会活动的区域。本文拟以市场为切入点，探讨乡村女性的经济贡献和社会地位。 多年来，女性在农村经济中的贡献和地位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曼素恩(Susan Mann)、黄宗智(Philip C.C.Huang)、李伯重、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白馥兰(Francesa Bray)等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和争论。⑥最近，有学者指出“从晚清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妇女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贡献被低估了”。⑦该文重新激发了“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经济贡献是否被遮蔽和边缘化”的讨论兴趣。本文不拟全面回应农村妇女的经济贡献是否被遮蔽的问题，只是希望通过对1940-50年代成都平原农村女性与市场活动行为的考察，对此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区域性的认知。 一、女性的市场活动是否受到限制 基层市场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乡村集镇”中最基本的一种市场，即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市场，又称为“集市”，它是以地方定期交易为核心的经济流通空间。这些农村集市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进行交易的立足点，在四川地区俗称“赶场”，“集市初为小生产者交换和调剂产品的场所，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结剩的产品，换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或生产用品”。⑧ 民国时期文人们对“赶场”有诸多描述，也有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对四川或成都平原的“赶场制度”进行了调查研究。⑨有学者认为“赶场”是四川农村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散居各处的农民藉此聚聚热闹，在茶馆里坐下来喝一杯或在酒馆里招几个熟识的朋友谈谈天，各种消息、乡村里的新奇事情也从这里传播出去，甚至婚姻的谈判、田地的纠纷，均借着赶场的机会来解决，因此无论农忙农闲，赶场的风气越来越兴盛。⑩ “赶场”使乡村社会变得活跃、灵动而有趣味。“一个乡场每逢赶场的日子，以这个乡场为中心，周围二三十里地方都活跃起来了。天色还未发白，远远近近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已充塞在稻田中间的曲折狭长的石板路上。他们挑着担儿背着筐儿装满着各色各样的农产物，或手工制品，争先恐后地赶到场上去，找寻雇主。稍缓一些时候，那些‘绅粮’们和纯粹消费者的‘下江人’也携着篮儿，或者提着防空袋参杂到这细长的行列中”。(11)赶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有要出售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的生产者——农民，也有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其实，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基层集市上是很难划分的，生产者出售完产品之后，就变成了消费者，从集市上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总之，赶场就是一个商品交易和社会互动的媒介，让散居各处林盘中的农人聚集在了一起。对于四川人来讲，“赶场”的记忆特别鲜活，我们曾经在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场、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五津镇和青白江成都钢铁厂访谈过257位年龄在60～96岁之间的老人，有工厂领导、南下干部、普通市民和农民，他们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但不少人都有“赶场”的记忆，其中85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赶场”故事，在老人们的回忆中，“赶场”最主要的目的是“交换”，是“买东西”或“卖东西”。(12)也就是说，商品交换和流通，是“赶场”最主要的功能。(13) 施坚雅认为一个基层社区的男人一生中至少会赶一千多次场，与基层社区中的几乎每一个人有点头之交。“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到他的基层市场上已经去过了不止3000次，平均至少有1000次，他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的一小块地盘内”，“林先生和这个市场体系各地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14)那么基层社区中的女性，是否有同样的际遇？施坚雅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市场的情况着墨不多。在2017年出版的田野调查笔记中，施坚雅有几处提到房东夫人林太太赶场的情形，林太太有时候和林先生一起去赶场，有时候林先生不去，林太太自己去，买做衣服的布料、食物和日用品等。她也出售自己家种的柑橘，但是在自己家附近的大路旁边，与孩子一起一边卖柑橘，一边玩耍。(15)林太太赶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完全由她自己做主。在施坚雅对集市中妇女的寥寥几点记录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市场中的女性乞丐。1949年11月22日，施坚雅到高店子赶场，看到有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在市场上捡谷粒，这似乎是施坚雅在笔记中第一次描述集市中女性的形象：“在小市上，有三个衣着破烂的妇女，在粮食过秤的时候，她们围在旁边，看到有满出来的粮食，马上扫进小撮箕里，然后连石带灰倒进她们衣服的补丁中。在这个镇上赶场的日子里，像这样丧失社会地位的个体并不少见，在一条街上至少有两三个地方有乞丐。”(16)除了乞丐，在市场上算命的女性也给施坚雅留下了印象。此外，没有更多对集市女性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