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路的小镇青年

作 者:
瞿骏 

作者简介: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钱穆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受1930年代后钱穆自己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影响较大,以至长久以来他基本是以一个五四运动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经常让人忽视一个逻辑即真正的反对者需要“资格准入”。钱穆其实是在深入了解和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之后,疏离和反思了五四运动。对于这一过程,前贤多有发见,不过从目前各种新发现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他与五四运动互动的一些面相,如新思想潮流怎样影响了江南地方社会?钱穆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均可以做更为细致的解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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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的家世、生平和学术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对“钱穆与五四运动”这个题目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涉及。①但若是仔细考索材料,转换提问的角度,此题目仍有不少可继续探研的余地。②

       从材料来说,目前研究多以钱穆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和《钱宾四先生全集》里的相关文章作为主体材料。这两种史料当然是钱穆研究不可能绕过的,特别是《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内容丰富,史笔生动,读来十分引人入胜。但对“钱穆与五四运动”这一论题来说两种史料均有需小心使用之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问题是回忆录本身就不乏“后见之明”“重新建构”等天然局限。加上钱穆动笔写作此书时相距五四运动已有60多年,因此在细节上难免有混淆、错漏之处。③而且这部回忆录的特点是文字“太洁净”与“太含蓄”,给后学留下了不少值得继续探究的言外之意与言外之事。④

       而《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问题在于:第一,《全集》虽然收录了不少钱穆在五四运动时期撰写的文章,但因《全集》体量庞大,足有54巨册,遂导致这些五四运动时期的文章“淹没”在了它的各个角落。这些文章的原始状态其实是处于不同文献层次的,在编辑的过程中却“渐渐泯除了它们原来的样状”。⑤第二,《全集》编得确实已“甚全”,因此常会给人以无“遗珠之憾”的错觉,但若细心核阅当时的报刊如《时事新报》《教育杂志》等,会发现《全集》中的钱穆早年文章仍有一定程度的失收,特别是他在1920年代初发表的一些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文章。⑥第三,《全集》的失收还有一种特别状况,即佚文的一部分被整合进了后出的钱穆名作之中。这一方面让我们不易了解史料如何“形成”,极易产生钱穆观点的“时代错置”,另一方面则使我们忽略了钱穆舍弃的那些部分恰恰和五四大风有更直接的联系。⑦

       从问题意识看,既存研究不少旨在梳理重构钱穆的生平经历,在预设上往往先有一个钱穆是著名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有浓厚“温情与敬意”的定见,然后从这一定见出发考察他如何从一个小学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大学教授。但是从1919年前后钱穆的眼中看去,作为一个江南地方上的读书人,且还是一个正在觅路的小镇青年,他如何能知晓未来的自己是何模样?此时的他与日后的他一方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不同的想法。因此我们的提问或需转换为:当五四运动的大风刮过江南各地,钱穆和其周边人物所受到的种种冲击和他们的多歧回应。关于此,《师友杂忆》中有一句话最能概括,即“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⑧

       这句话提示了一系列值得继续讨论的重要问题:新思想、新潮流究竟怎样“坌至涌来”至江南地方社会的?钱穆仅仅是一个《新青年》的读者吗?他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介入了五四运动?从“看《新青年》”到“决心重温旧书”的内在理路为何?外部大环境又对这种转折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前贤依据钱穆的已刊文章和回忆录已有不少精到发见,如王汎森、刘巍、陆思麟等学者的研究。⑨但若能从一些新出的钱穆早年史料出发,均可以进一步丰富史实,做一些更为细致的解释。

       一、新思想、新潮流如何“坌至涌来”

       钱穆从清末开始就是一个“江南古镇里的新派人物”,这一点从《师友杂忆》中能看得相当清楚,王汎森的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此处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地方上的“新人物”,“趋新”作为自我认同大概稍易,但真要进入“趋新”实践中,他们需要付出比大城市里的新人物更多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有各种条件的配合才能跟得上层出不穷的新报刊、分歧多样的新思想和全国性精英名流的新论述。1922年就有人感叹:“我想这个破天荒的‘五四运动’谁也都知道!真不料还有一种中学毕业生不知道这个‘五四运动’!”⑩中学毕业生在1920年代已属于读书人中的较高层级,若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五四运动”,这说明五四运动与读书人的联结大概并不如日后想象的那样自然。特别是那些囿于地方的读书人,他们要真正与“五四运动”相联结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当地与外界的讯息流通程度;第二、每一个具体人物的人际网络;第三、地域性的学风和士风。在这几方面钱穆都恰恰有自己和新文化的错综因缘。

       从讯息流通程度说,上海在清末民初是全国最大的“新文化”生产与传播中心,到五四时期也是不亚于北京的另一个中心。钱穆所在的荡口、梅村、后宅等江南村镇、市镇,作为上海之“周边”,水网密布,河道林立,“为工业化前的社会提供了最便捷廉价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且早已形成了“公共交通系统”。这种“公共交通系统”据葛剑雄形容是“达官贵人、地主富商可以通过私家船舶进行‘门对门’的来往,就是没落的士大夫和穷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航船’来往于城乡之间”。(11)

       因此,钱穆获得新报刊和接触新思想的条件相较于离上海较远的广大内陆地区的读书人要便利得多。1912年,钱穆任教所在的无锡秦家水渠虽然四面被太湖环绕,仅架一桥通向外面世界,而且夜间悬桥,交通断绝。但就在这样的地方钱穆仍能定期读到商务印书馆的主力刊物《东方杂志》,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征文比赛,足见当地以纵横水道来传递讯息的发达和畅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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