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辩战：《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陈独秀与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论战和研究系的张东荪与《新潮》傅斯年之间的辩论。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被称为新派，而他们的论战对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的旧派。但无论是林琴南、杜亚泉，还是研究系的精神领袖梁启超，他们从旧学阵营而来，在清末民初都是被公认的新派人物，属于“旧派中的新派”。只是到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他们才变得“旧”，但依然有其“新”的趋向。 罗家伦当年嘲笑《东方杂志》的杜亚泉诸人：“你说他旧么，他却象(像)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①这种不新不旧、半新半旧、亦新亦旧，正是“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时期的独家特色。在五四时期，与“旧派中的新派”相映成趣的，还有另一类“新派中的旧派”，即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从海外留学归来、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现代学人。“新派中的旧派”我将另外撰文讨论②，本文将重点围绕“旧派中的新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与“新青年”们的论战。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本文新的问题意识在于：从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时代更替来看，这批“旧派中的新派”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他们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们共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那么两代启蒙者的区别究竟何在，是知识上的还是态度上的？最后，当“新青年”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旧派中的新派”对年轻一代的影响真的消失了吗？如果还在，那么究竟何在？ 一、什么是“旧派中的新派” 何谓“新派”？何谓“旧派”？从18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在晚清，被目为新派士大夫的有两代人，第一代是官僚士大夫，第二代是文人士大夫。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官僚士大夫中的新派人物。虽然有儒家的正统观念，但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 1895年的公车上书，象征着新的一代改革士大夫的崛起。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被朝廷吸纳的国家精英，而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他们处于远离权力中枢的南方，身上有强烈乌托邦情怀的文人气质，其活动地盘，不再是官僚士大夫擅长的权力中枢，而是地方与民间，特别是民间的舆论空间。戊戌维新之后，原先的新派官僚士大夫很快被视为旧派，文人士大夫成为新的“新派”代表，他们是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两场改革的主力军。本文讨论的“旧派中的新派”，就是指的这些文人士大夫，虽然身份和气质上依然是士大夫，但满脑子新思想、新思维、新语言，以梁启超的《新民说》最为典范，这位中国启蒙的先驱，足足影响了晚清和五四两代读书人。 张灏教授将1895年戊戌维新开始到192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这三十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型年代”，这个“转型年代”，其实是通过两次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而完成的。第一次是戊戌维新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这批文人士大夫从新派官僚士大夫那里夺过话语主导权，使后者蜕变为“旧派”，自己成为了“新派”的代表。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1918年以后，这批从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竟然也被新崛起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旧派”，重蹈前代新派人的覆辙!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什么变化，乃是在快速移动的舞台布景衬托下，他们的知识结构，特别是“文化态度”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落伍了。 晚清这批“旧派中的新派”，在民国初年被时人称为“老新党”。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梁任公创造的“新民体”，“老辈则痛恨，诋为文妖，然其文晰于事理，丰于情感。迄今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之士夫，论政持学，殆无不为之默化潜移者”③。待到《新青年》这拨更年轻的新派知识分子出现在地平线上，“新党”瞬间就变老了，退伍为“老新党”。胡适说：“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④他的学生罗家伦也说：“请问十年前的‘新党’，有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至于现代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几个杂志鼓起来的呢？”⑤ “老新党”是五四知识分子对上一代晚清新派的轻蔑之称，在他们看来，不将曾经启蒙过他们的父辈归为旧派，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新⑥。这是思想史上常见的“弑父”现象，只有打倒了父辈，才足以长大成人。不过，五四的新青年们也知道，在一般世人心目中，梁启超们毕竟还属于新派，故送他们一个“老新党”的雅号——固为“新党”，却已过时，新得不够时代，不够彻底。 五四时期的新旧两代知识分子，一为新学堂的老师，一为新学堂的学生，与更老一代的官僚士大夫曾国藩、张之洞相比，他们都与体制发生了疏离，从庙堂走向了民间，身上有强烈的文人习气，只不过梁启超、杜亚泉是文人士大夫，而陈独秀、鲁迅、胡适是文人知识分子，从文人气质而言，前后两代有一脉相承之处，与官僚士大夫有天壤之别。但是，正是这两代人，中间隔着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世代断层，因而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不仅新一代知识分子嫌弃“旧派中的新派”已经落伍，连他们本人，到了五四时期，也常常感到自己新旧混杂，是过渡性的人物。民国名记者黄远生在1916年已意识到“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⑦。作为晚清过来的新派人物，感到自己身上有许多“旧派”的习气，“吾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徒彷徨于过渡之时期中而已”⑧。他的苦闷与彷徨都来源于这种生存于新旧之间的自我意识，将来的新只是“胚胎”而已，而过去的“遗骸”却实实在在种植于灵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