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艺观的幻变和文艺核心问题及其理论结构的转换，如果以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为时间节点，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一是强调审美自由的“新浪漫主义转向”，其二是“后启蒙”时代对自律化的现代性批判。 “新浪漫主义转向”指的是那种通过强调“审美自由”来恢复“人”的感性维度，并借此打破以“阶级论”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压抑的理论尝试。“审美的”并不必然是“浪漫主义的”，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审美”实际上就同时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启蒙主义中它指涉一种“人性”的客观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即是“启蒙”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判断和情感标准，人类的推理和感情就没有足以维持各自平凡而与之相符的生活的共同支撑”，①它是一种“所有人因其天性与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体验道德心灵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②而当启蒙主义的审美理论日趋抽象化时，在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之中，“审美”又开始指涉一种根植于感性之中的无限性，正如以赛亚·伯林指出的那样，此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我们得知人们转向情感主义……人们转向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③ 在我国1980年代的语境下，“审美”更接近于后者而非前者，它诞生于对“阶级论”中所预设的客观普遍性的反抗之中，主要强调人性中包含的无限丰富性，而并不想要建立一套客观的“审美理性”。这种“浪漫主义”从反抗理性专制的意义上来讲，与西方经典的浪漫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但从反抗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其中又包含着新质。它实际上是一次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自我调整，它试图以具体的“审美自由”来反拨抽象的“政治自由”，而这种“具体性”在特定语境下则是通过对世俗物质需求和欲望的恢复、肯定和激发来实现的。文艺上的“审美自由”既呼应同时也批判着政治上以“去政治化”的形式对“物质欲望”的肯定，这种肯定在文艺上表现为一种“新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一种“新启蒙”。政治上那种对物质欲望的肯定并非强调人类感性的全面性，而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实践”理论进行再阐释的方式，来肯定世俗物质利益积累的合法性，这里的“物质”并不指涉感性的人性，而是指涉物质生产，它更强调社会的理性建设，而非感性意义上的人性解放，这与“浪漫主义”的“审美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政治上的变革是一种相对“阶级理性”而言的“新启蒙”。 “后启蒙”时代则以抽象的“商品理性”取代具体的“物质欲望”为核心特征，如果说在“新启蒙”时代中，“物质”还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上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使用价值，因而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具体性的话，那么在1992年市场经济建立后，这种残留的物的使用价值则通过高度发达的货币贸易被彻底抽象为物的交换价值、象征价值。在这一时期，文艺观中出现了两种新变，其一是出现了一种在意图在现代性话语内部通过强调“传统性”“中国性”等新核心价值来重塑价值观的尝试；其二是针对“后启蒙”时代产生的两种自律化倾向——文学试图通过市场化，远离政治干预，在商品理性中形成的自律；出于批判商品理性的目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文学性”的自律性坚守——所做的批判，这两种自律性话语模式都是现代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而西方“新左派”的译介、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话语等新兴话语模式，通过对话语自律化和价值自律化的反拨，试图为“后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困境寻找对策与出路。 一、现代性辩证法：“启蒙”与“浪漫” 在“现代性”这一范畴纷繁复杂的内涵之中，最核心的便是对主体性的确认。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④现代性的主体诉求存在两种意味：一方面，“主体性”范畴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主体”的存在预设了“客体”，相对于客体的被动而言，“主体性”就意味着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要求现代性话语必须以“自由”“自为”等范畴为依托承认人类行为具有一定限度内的可能性，而且这种限度又必须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否则，这种限制性就是外在于人的，必将是“非人的”。 从主体性确立的角度上讲，启蒙主义并未占据“现代性”这一范畴的全部外延，“现代性”的外延同样涵盖了浪漫主义。启蒙主义代表了现代性中理性的一脉，但现代性内部早已产生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之声，德国学者维尔默把其中的一支称作是“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力量”，他说：“针对启蒙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进程，现代世界从很早，而且自始至终动员了强大的力量。在这里，德国的浪漫派人物或许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他们包括早期的黑格尔、尼采，早期的马克思、阿多诺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者，此外现代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纳入这一股反对力量之中。”⑤ 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都是对现代主体性诉求的回应。在主体性问题上启蒙主义寻求的理性主体，以理性秩序来消除外在性，通过理性主体对必然世界规律的把握实现对偶然世界的征服以消除主体的外在桎梏；而浪漫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是以对主观无限性的塑造来应对外在性，此时外在性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已不再是一种对主体的束缚。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人性的普遍性，又都确定了主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人只服务于人的目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二者都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此，“进步性”“人道主义”“主体性”，这些范畴都不是判断一种思想从属于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充分条件，浪漫与启蒙之间真正的这种区别在于，它们在面对外在性时，浪漫主义以主观无限性吸纳并保留了外在性，而启蒙理性则不允许无法转化为内在性的外在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