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先驱与推动者之一，是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一生思考教育、实践教育，呼吁教育救人、教育救国，为改变中国落后的教育面貌，提升国民素质和争取政治民主而不停奔走呼告，殚精竭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与精神遗产。长期以来，中国内地主要用“生活教育”来标示陶行知思想的基石和核心，用生命教育的一套概念、话语来认识陶行知，挖掘并重新发现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并不多见，而以此作为在内地逐渐兴起却又面临理论困扰和实践难题的生命教育的理论武器、思想资源、人格榜样就显得更加不够①。 陶行知的生命观 陶行知先生对于生命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和 诠释，受到自己生活和教育环境的影响，他看重人的生命，对于可贵的生命，他提倡要提升它的质量，对于有限的生命，他持辩证的认识。他重视生命，但对生死抱超然的态度。(一)生命本精贵早期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启蒙教育中对于生命的看重和珍视构成陶行知先生生命观的生活和教育基础。陶先生的出生地安徽省歙县，地处安徽东南部，是徽派朴学、新安理学、医学等新安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氛围浓厚，在父亲的引导教育下，陶行知较早地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启蒙。儒家讲“天地合而万物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②。人有生老病死，可是，人和万物又是有区别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③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天地之间是最宝贵的，人的生命尤应受到尊重，得到爱惜。陶先生的父亲是基督徒，母亲后来也在基督教堂做佣工，在他的家庭教育和早期的求学经历中，陶行知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并且学习了英文、生物、数学等西学常识，接受了早期的西式教育。基督教将人的生命看成是上帝的恩赐和眷顾，生命是神圣的，每个生命都是上帝形象的化身，得到上帝的祝福，人的生命是最高的。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于生命的重视和肯定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生命可贵，所以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值 得被珍视和尊重。1910年，陶行知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恰逢辛亥革命爆发，在“民主、共和”精神的感召下，陶行知对社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在金大开始研究王阳明，相信“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谈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④。他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诉诸教育，将改造国人生命和民族命运的重任诉诸教育。1916年2月16日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信中，他说，“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合众教育体系”。⑤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矶畔的晓庄乡，创办晓庄师范学校。针对有人在此投江自尽，他立劝诫碑于燕子矶：“想一想!”“死不得!”“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你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岂可轻生？”“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与其投江而死，何如从事乡村教育，为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努力而死!”⑥ 在那个忽视人命，践踏生命的年代，陶先生疾呼：“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费得太多了。……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⑦在陶先生看来，只有首先重视人的生命，把人命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中华民族才有出路。 (二)生命求质量 对于精贵的生命，我们更应该珍视它，丰富它的含义，提升它的质量。 第一，陶行知先生提出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的“五生世界”理念。他建议成立永久的人口升降委员会；研究避妊法；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在陶先生看来，生命的质量首先是指身体的健康。他在“每天四问”中的第一问便是“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为了身体的健康，他提议我们必须要做到“科学的观察与诊断……饮食的调节与改进……预防疲劳的休息……用卫生教育代替医生”⑧。 第二，生命质量的提升，应均等受教育机会，普及受教育权利。陶行知呼吁人人有权受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提出“全民教育”概念。自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陶行知就立下“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宏愿。新的教育必须重视人的受教育权的平等。他说：“男女也应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无论贫富，也应该有均等受教育的机会。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⑨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也都要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他说，“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游水玩。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伍的人民的文化。”⑩ 第三，陶行知先生提出“生利主义”概念，提倡生有利之物和有利之事，靠劳动生利而生存和自立，以此提高生命的质量。他重视普及大众的受教育机会，但更要在此基础上深化生命的质量。虽然要求强调大众享受“粗茶淡饭”之权利，但是也“立刻必得要求这粗茶淡饭里没有一粒泥沙，而有丰富的精神和维他命”(11)。他批评传统的教育，认为它“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完整的生命应该是手脑共同发展的，完整的生命质量应该是生物与精神双重衡量的，“做一个整个的人”是他对人的生命质量的寄望。 (三)辩证的生死观 在陶行知的生命观中，生命不仅是生物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也是社会伦理、法理意义上的。他看重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也看重精神意义上的生命；看重自我的个体价值，也看重个人生命的社会意义。他所持的生命自我不是“小我”，而是“大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