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1]，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的目标与追求。不少人认为，与骨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相对立的一类教师为教书匠。于是“教书匠”带有一定的负向色彩，“要做教育家，不当教书匠”的口号就有很强的号召力。不过关于教书匠的诸多探讨并不一定都如此，如特级教师薛法根就认为教师应当做一名“教书匠”[2]。这使得是否甘当“教书匠”的论争迭起，褒贬不一。因此，厘清“教书匠”一词对明晰新时代所需要的骨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的内涵与培养就有重要意义。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教书匠被分而读之，“教书”即教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匠”指“有专门技术的工人或在某一方面造诣修养很深的人”，由此推之教书匠即为在教育教学上造诣或修养很深，且有专门技术的教师[3]。可见在现代意义上，“教书”一词变化不大，但是“匠”却被窄化、片面化为僵化、模仿、不思进取之意，遗失了原本的工匠精神。基于此，新时代教师教育需要澄清“教书匠”的本源，斧正对“教书匠”的曲解，培育一大批名副其实的“教书匠”。因此找回、引入我国的传统工匠精神，延续、继承、发扬这种精神，有利于我国内涵丰富的师道传统实现现代转换，更为有效地阐释新时代中国教师的内在品质，并为这种品质的培育找到适切的路径。 一、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内涵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对“工匠精神”作出释义，不过多是引用国外的“工匠精神”，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的工匠精神。事实上，我国也有特定的工匠精神。“工匠”一词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荀子在《荣辱》中就提及：“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工”在《新华大字典》中的名词性解释为：技术和技术修养，动词性解释为：长于、善于。而“匠”有两种解释：一是专门以某种手工艺为业的人；二是在某个方面或领域卓有成就的人。“工匠”一词在《辞源》中被解释为：“有某种工艺专长的人”。回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就是一位可考的“大巧”的匠人，《韩非子·外出说左上》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可见墨子的技艺的纯熟和精巧。在我国的工艺史中，以《考工记》《天工开物》《淮南子》为代表的工艺著作，最为系统地阐释了我国传统的工匠精神；而从诸子百家到各朝各代的思想争鸣中，我国传统的工匠精神也得以完整的阐发。具体而言，我国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重己役物，以人为本 荀子曰：“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这很好地阐释了工匠的造物精神，指出自然界中万物各有各的形体，虽然没有固定的用途，但是对于人来说，都是有用的，这就是自然的道理。工匠造物非乱作，而是首先根据人的需要来创作的。当物被创作出来之后，人不能被物所奴役而“丧己于物”。《尚书·旅獒》里警示到：“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丧志”便是“工匠精神”被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造物者或手工艺人要充分意识到物与己的关系，追求道家所倡导的“不以身假物”、“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人”，从而做到“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这种“重己役物”的“工匠精神”始终把人放在主体地位，不过分强调物，充分重视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萦绕其中。 (二)实用主义，强调功能 墨子曰：“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墨子以一种古朴的造物法则，朴素地阐释“工匠精神”中的实用原则。在他看来，像坚车良马、镂刻文采等，不是注意到它们有多么的精巧完美，而应当首先注重它们的实用性，日常的东西需是合理的东西。这种实用思想贯穿于我国的造物史，春秋时期管仲就主张“古之良工，不劳其智以为玩好，是故无用之物，宗法者不生”，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进而主张“经世致用”。由此可见，即使物换星移、朝代更迭，这种崇尚功用的思想并未衰落或逐渐消失。它们被历代工匠所传承，不仅被这些工匠所接受、内化与发扬，更是激发了他们造物的原动力。这表明致用利人、以用为先的实用主义精神成为“工匠精神”的重要内涵。 (三)顺应材质，各随其宜 以技艺著称的《考工记》中说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其中能“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之人谓之百工。百工便是工匠，他们需要审视事物的曲直、观测事物的走势，然后整治五材，最终制作器具。其中，“审视事物的曲直、观测事物的走势”便是在造物之时，根据不同事物的属性，才能创造出与事物属性相宜的造型或装饰。并且，顺应事物才能达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状态，实现作者所称的“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天时和地气使得材质有其独特的属性，而精工巧制必然要以顺应材质的属性为前提。如果工匠没有顺应天时、地气、材质，“橘生淮南为橘而淮北为枳”的现象就难免会出现。在此“四合”中，手工艺者坚守着因材施用、各随其宜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