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 黄伟英 黄志繁 【作者简介】黄伟英，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志繁，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苏区研究》（南昌）,2018.6.15～18 新中国建立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研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近些年，学界更多地用“苏区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反映出研究取向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向革命的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广泛地运用到苏区史研究中。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有何贡献于苏区史研究？ 一、苏区史：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 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在海外颇受重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较多地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权力关系、政治制度和革命领袖，萧作梁(Hsiao Tso-liang)对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关系的考察、约翰·鲁(John E.Rue)对1927-1935年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剖析、金一平(Ilpyong J.Kim)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分析等较具代表性。 1970年代末，黄宗智(Philip C.C.Huang)认为，只有把开始形成于江西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才能真正明白中国革命，他对1927-1934年中共领导的革命和乡村社会的考察开启了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革命史之先河。之后，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1983)和韦思谛(Stephen C.Averill)都注重把江西苏维埃运动置于区域社会场景中考察。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学者孙江把袁文才、王佐之死置于井冈山的地方性语境中进行了社会史的再考察。 总体而言，海外对中共革命的研究由起初的“眼光向上”，关注上层政治和革命精英，转向“眼光向下”，将革命置于具体的乡村社会场景中，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国内亦如此。 建国后，新政权视革命史为意识形态宣导的重要工具，非常重视革命史的书写，整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改革开放后，革命史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起初多为宏观研究。自1990年代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张静如、田居俭，力倡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革命史研究。 在国外学界的影响和国内学者的倡导下，国内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开始摆脱革命史的视角，较多地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展开分析，注重从具体的时空和历史场景下分析革命的发生、发展机制以及革命所引致的乡村社会变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可谓体现这一研究转向的开山之作。之后，不少学者努力把革命置于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加以研究，如，饶伟新对赣南土地革命发生机制的分析，刘昶对共产党在江南发动革命的考察，陈德军对赣东北革命实践的深描，黄琨对农民“个体的感受与抉择”的研究，等等。黄道炫专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堪称苏区社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回首革命之路，如果没有一批知识精英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革命即便发生，也很难收获改朝换制、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之果；但如果没有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参与，革命无法形成巨大的历史潮流。当学界广泛地用“苏区史”的概念取代“革命史”时，意味着我们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对革命精英、政治制度的考察，而是“眼光向下”，关注以下问题：革命在什么样的场景中如何开展起来？革命如何影响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抉择？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影响？当学界开始“眼光向下”理解中共革命时，用哪些资料来诠释这场革命？如何获得这些资料？不期然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日趋成熟的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有了一场邂逅。 二、历史人类学的缘起和方法 什么是历史人类学？2005年，笔者之一①在南昌大学攻读硕士，“华南学派”的核心人物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来讲学，其时，历史人类学在学界还没有如现在这般广为人知，我们热切地向他们请教这个问题。2007年9月，笔者到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春声、刘志伟老师，专业是“历史人类学”。从那时起至现在，笔者被无数次地问到：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是研究人类还是历史？历史人类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笔者一遍遍地解释，历史人类学不是一个学科，没有具体的研究领域，它是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和传统的历史学者一样，坐在书斋中阅读资料；不一样的是，我们会走进研究的区域进行田野调查，这种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叫“历史人类学”。 1993年，“历史人类学”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出现在中国。其时，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来到中国，在素有“眼光向下”及跨学科研究传统的中山大学演讲时，呼吁创立跨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历史人类学。如果抛开“历史人类学”的具体概念，“眼光向下”、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其实早有发端。1897年，梁启超在《新史学》极力呼吁“史界革命”，强调治史要眼光向下，“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但梁氏亦感叹由于史料缺如，真要写“民间之事”，却“真有无从下手之慨”。 解决书写民众历史的资料难题之首功，应属顾颉刚和傅斯年等学者。1927年，他们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顾颉刚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呼吁学者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广泛搜集资料的一段话，至今仍被历史人类学学者们奉为圭臬：“学问上的材料原是无穷无尽，纵横历乱的布满在各人的旁边，随你要多少是多少。可惜我们只知道要他，却总不肯捋起袖子去收拾他。鸟笼的门虽开，而大家依然麕聚在笼中，啁啾自乐，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去翱翔，这是何等的不勇啊！”傅斯年主张在历史学研究上，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通过田野调查或考古，广泛搜集民间传说、歌谣、神话、故事、档案、账本、契约等民间文献，在此基础上，书写民众历史。 1980年代初起，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学者与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等学者合作，以珠江三角洲为田野，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调查与研究。2001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3年，开始举办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之后的15年，每年夏天，都会汇聚起一群年轻学者，一起研读文献，田野考察，展开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麇集在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被称为“华南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中。 概括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特色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区域、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并非如批评者所言“鸡零狗碎”，而是把区域的研究放在大历史的思考中进行比较和讨论，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二是注重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族谱、碑刻、契约、科仪书等民间文献都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乃至于有人形容这些学者“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第三，注重实地调查。 三、历史人类学与苏区史研究 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笔者没有紧随老师们从事明清史研究，而是以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乡村社会的变迁(1927-1953年)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历史人类学大本营接受的训练深刻地影响了笔者的研究，因此，自然而然地就将这一方法用在了苏区史研究中。那么，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苏区史研究，有何裨益？ 首先，借鉴历史人类学“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获得对中共革命的总体性理解。要全面地理解中共革命，既要对革命的精英领袖、大事件展开宏观研究，也离不开对革命中的芸芸众生、与苏区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事件”的细致考察。当我们致力于这一学术追求时，唯有以“他者”的角色，走进苏区的历史现场，寻找历史的主体(即苏区民众)对革命的书写，聆听他们对革命的叙述与诠释。在他们的语境中，研究者会发现，革命深刻影响到苏区每个家庭的日常生计、婚姻、继嗣、祭祀、信仰、教育等。 当拓宽研究的视野时，研究者也会发现，革命对苏区乡村社会的影响并未因1934年红军北上戛然而止，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以继嗣问题为例，革命中，有的革命者牺牲或北上后多年音讯杳无，如果他们并没有留下后人，其继嗣问题如何解决？他们的妻子命运如何？其父母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新中国建立后，对烈士、烈属作了哪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补偿，乡村社会对此有何反应？建国至今，政府怎样反哺为革命作出过重大牺牲的原苏区？原苏区的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如何把革命历史构建成红色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政治资源？值得追究下去的议题很多，不一而足。对这些议题的考察，促使苏区史研究者突破传统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些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年份的限制(如1934年、1949年)，会通苏区史、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其次，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苏区民间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以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南、闽西为例，该区域的民众基本上聚族而居，家族传统深厚，乡民重视通过修谱、勒碑、立契等形式保存乡村记忆。该区域的每一个家庭、家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土地革命的洪流中，人、财、物、社会结构、社会心理与地方文化等都受到冲击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在官方文献中，也体现在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文献中。这些珍贵的地方文献散布在乡村社会、个人收藏爱好者以及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苏区史研究者可以借鉴历史人类学“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方法，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散落在各处的中央苏区族谱、碑刻和契约文书，并加以分类整理。 最后，借鉴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置身于历史现场，有助于更好地解读苏区史资料。苏区史资料中往往隐藏着一些“地方性知识”，资料的制作者通常不会有意地去注解这些“地方性知识”，如果不回到历史现场，而是坐在书斋中，无论研究者如何搜肠刮肚，都想不出其所以然。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笔者曾看到两册《土地革命分田簿》，详细记载了孔目村的分田情况，是考察土地革命时期分田的极好资料。在对资料进行量化分析的过程中，笔者产生了一些疑问。对该村进行为期数天的田野调查后，不仅得以释疑，且注意到田皮权、田骨权在分田中所起的作用。又如，笔者曾看到一本《江西省兴国县榔武区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假登记底册》，是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收复”原中央苏区后地权变化的一份重要资料，但其中记录的复杂的人物关系、每份产业的所有者与“田主”(或山主、土主)、“纯熙堂”等，都需要到当地调查才能梳理清楚。田野调查后，不但原有的疑问得以释清，而且产生了新的学术灵感——自康熙年间以来，赣南乡村社会逐步形成的一田二主甚至一田数主的产权状况，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分田产生了哪些影响？“地归原主”中，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新政权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产权状况？ 总之，苏区史研究者借鉴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到原苏区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不仅可以搜集到相关的民间文献，加以分类整理；而且，在历史的现场解读这些资料，可以获得历史的体验，进而怀着“同情之理解”拓宽和深化苏区史研究，达到对革命的总体性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解释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 注释： ①笔者之一系黄伟英，后文不复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