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战”以后台湾回归祖国在文化上经历的“去殖民化”过程，既往台湾地区不少论著曾有所论及，意见亦大体一致。但近三十年来，缘时势变迁，对之评价分歧渐多，一些新出的回忆录也观点各异。依据新发现或新理论，对历史事件展开重新研究和认识，本是学术常态。惟此种研究，仍须以尊重事实和理性为原则，方不致治丝益棼，而有助于辨明是非。本文之作，意即在此。 一、日据当局的殖民文化政策 甲午战后，台湾和澎湖列岛沦为日据殖民地达五十年之久。此五十年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的文化政策，核心战略便是千方百计磨灭中国文化印记，使之彻底同化于日本。其实施步骤，则经历了由前期的“渐进同化”到后期强推“皇民化”运动的过程。 日本之图谋霸占台湾，由来已久。幕末时期，其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阴便视急修武备、向周边扩张为强国要策，倡言“乘间夺加模(堪察加)、隩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谴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形”①。甚至认为，日本在同西方俄美等列强交往中失去的利益，当以侵割“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来补偿”②。其弟子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在积极推动倒幕维新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将之付诸实施。1887年，日本参谋部还为此制定了《征讨清国方略》，计划在1892年完成对外军事侵略的各项准备，主攻目标为朝鲜及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和舟山群岛等地。而割取台湾，正是实现上述“大陆经略政策”迈出的第一步。 与之前西方列强远离本土到美洲和东方开拓殖民地的情形不同，日本的海外殖民主要是通过不断侵占周边国家的领土来实现的，由于这些地方紧临其本土，一旦得手，便直视为本国疆域的“自然延伸”。故其占据台湾后，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尽快地将其完全固化为永久领土，只要能达此目的，对于岛上的居民，即使杀光驱尽也在所不惜。福泽谕吉在日军侵占台湾遭当地人抵抗时，便公开主张“消灭所有抵抗者，没收其地土属政府所有”，甚至“把台湾变成无人岛”，使之成为日本人的移住地③。据最保守的统计，1915年之前，日本殖民当局为树威和镇压民众反抗，以各种方式先后残杀台胞至少在16万人以上④。而从日本本土向台湾的移民与日俱增，至1942年，已达38.8万，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6%⑤。 当杀戮和驱赶未能实现预定目标时，他们也未忘记采用一些怀柔手段，作出一点“亲善”的姿态，以图消弭民族反抗情绪。为安抚人心，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上任伊始便假惺惺地表示，台湾已入帝国“新版图”，“从现在开始，须以爱育抚宇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乐意归属我国”⑥。其时主持台湾教育的伊泽修二也看到：“我们虽然已用兵力征服了台湾，但是今后要想彻底征服台湾人的心，要使台湾千载万载永远成为日本的领土，关键在于，要对台湾人从内心深处予以同化，要做到这一点，非教育莫属。”⑦主张通过“同化教育”，逐步磨灭台胞对自己祖先、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记忆，使之彻底归化日本。这一方针，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和争议，后实成为整个日据时期殖民文化政策的基调。 与其整个侵华计划的制定和推进一样，日本当局在台湾施行的“同化”政策，也表现出惯有的老谋深算和精于设局特征。最初的工作，大抵集中在举办“芝山岩学堂”、国(日)语学校和传习所等机构，以推广日语教育，着眼于扫除与当地人沟通的障碍并储备师资。1896年起，逐渐转向“永久教育事业”的实施，即在台湾各地增设国(日)语学校，采用新式学堂知识教学、减免学费和毕业生就业从优等方式，吸引台人子弟入学，以取代和挤压民间原先通行的书房教育(其教学内容主要为中华传统文化)空间，欲用釜底抽薪之法，割断台湾下一代与本民族母语及传统的联系。 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日本当局已将殖民地人民视作自己的“子民”，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人终究是难以信任的被统治民族，必须严加防范。为此，他们不仅在全台建立起严密的警察和保甲监控网，威慑当地民众，颁布所谓“匪徒刑罚令”，滥用重刑，以嗜杀立威。此外，还在教育上推行“差别主义”。按照1898年台湾总督府公布的《台湾公学校令》，由地方设立公学校，教学目的主要是使台人熟习日语，养成日式国民性格。其时初等教育分三类施行，日本儿童进六年制的“小学校”，并另为之设两年制高等科；汉人子弟只能进四至六年制的“公学校”；高山族子弟则进三至四年制的“番人公学校”。在教学内容上，公学校每周日语课达二十多学时，其他知识性的课程则要较专收日本人的小学校减少一半，文理等科全在删削之例，“番人公学校”的程度更低。至于中等教育，原来仅有专供日人入学的两所总督府直属中学，后经台胞请愿并捐款，才在1915年建立起第一所招收当地人的台中“公立”中学校。 这种差别化的教育制度，直到1922年方在当地民众的抗议声中，通过“改正台湾教育令”宣布取消。但由于同时又规定初等教育阶段须“常用日语者”才能进入程度较高的“小学校”，故台湾学生进入“小学校”就读的人数仍然很少。至于中等学校以上的教育，台湾学生受到的实际限制就更多。当时录取新生，“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台湾学生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台湾人所进的中学，日本人则不受任何比率上的限制”。在师范教育方面，日本当局出于钳制殖民地人民思想的需要，控制尤严，在1922年之前，“师范学校仅仅是日本人受教的场所，台湾人休想进入。新教育令公布以后，对于台湾人表面上已不加限制；但事实上，本省人仍很少能进入师范学校的本科或演习科(普通科毕业后再修习一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者也十分稀少。据统计，“当时高等学府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⑧，这与日本人在台湾所占比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