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不仅震撼了中国，也给日本朝野带来巨大冲击。虽然日本外交部门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①，但是毫无疑问，西安事变本身的根本动因在于日本的侵略，同时，事变的走向也将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乃至日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自从所谓“币原外交”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就徘徊在部分承认中国新政权的“协调外交”与暴力征服的激进大陆政策之间。②两者在帝国“权益”的维持上高度一致，但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充满了内在张力。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期蒋介石领导的南京中央政权的不断巩固，对于在军部“华北分离”与外交部门“对中协调”间调和的所谓“广田外交”而言，自然也就具有十分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军部进一步推进的对华侵略，要想不引起中国人民大规模的武装反抗，都必须以中国政局的四分五裂为前提；另一方面，既然日本需要一个与自己“协调”的中国，那么一个有力的中央政权，某种意义上自然不乏利用价值。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得蒋介石实现的中国“统一”面临危机，也就必将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把报道的重心聚焦于此。从1935年左右起，随着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统一进程，日本外交界、言论界出现了积极评价中国统一的思潮。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统一问题一时成为知识分子间讨论的焦点，形成了“中国统一化论战”“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想热潮。“中国统一化论战”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展开的，许多参与论战的知识分子战后都成为著名的中国研究者。以论战参加者、革命家、左翼中国问题研究者中西功为代表的见解，将论战中的观点分为“传统大陆政策”的“中国分裂”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南京政府主导的中国统一论”和“左翼的第三立场”，左翼的立场在批判前两种立场、认识到“中国统一”的内在动力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批判地结合自由主义的立场，因此具有“反战人民战线的性质”。③近年来，西村成雄在继承中西功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所共通的思想倾向，那就是对大陆政策的批判和对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发现。④ 既有的研究旨在发掘和继承战前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认识，其意义值得肯定。但是，比照历史的实际，这样的评价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例如，如果“左翼”的中国论具有“反战统一战线”的意义，为何其主要的批判目标不是大陆政策的理论，而是矢内原忠雄等“资产阶级”的“中国统一化论”？知识分子间的论战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如果“重新认识中国”的思潮真的与大陆政策对立，为何“中国统一化”的言论不仅没有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很多论战的参加者反而转而积极地为侵华战争提供理论根据，甚至参与伪政权的意识形态工作？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太迟了”或“知识分子言论的无力”作为答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历史实际。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日本知识分子围绕西安事变的种种评论，回到“中国统一化论战”形成的历史现场，分析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中国认识的症结所在。 一、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前途的争论 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众社会的发展，时事评论的时效性成为各种媒体在商业上的一大卖点。几乎是在接到西安事变发生消息的当天，各种杂志报刊就紧急邀请记者、评论家们写作时评。事变的轰动性在于蒋介石遇险，媒体最关心的莫过于蒋介石的生死。事出突然，各路势力纷纷发表各自立场的消息与通电，谣言和秘闻也不胫而走，使得新闻媒体的报道十分混乱。13、14日间，日本各大新闻充斥着“蒋介石终于被杀害”⑤“蒋介石百分之九十九被杀害”⑥“蒋介石氏几乎不可能幸存”⑦之类认为蒋介石已经遇害的报道，同时也有“张学良称蒋氏无事”⑧的消息。在消息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知识界不得不根据自己对状况的理解发表意见，不同的时局理解，实际上也体现作者自身的某种期待。通过对这些言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蒋介石与“中国统一”问题在当时日本言论空间中的意义。 老资格的中国通波多野乾一指出，在消息有限的情况下，预测西安方面的走向非常困难，但认为蒋大概已经遇害，可以探讨“失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究竟将走向何方”。他按照其习惯的人物论的手法，对南京政府的主要人物与势力进行了一番分析。例如他对何应钦评论说，何虽然长于军事，但不擅政治。这次蒋介石遇害，或许意味着何的良机来临，而且何为人宽厚，不像蒋介石那样刻薄，或许能够与汪精卫、宋子文等巨头协调。至于南京政局的整体走向，波多野认为，虽然孙科、冯玉祥等联苏派可能伺机而动，但是他们没有可以使用的武装，不可能发动政变，而如果召回“知日”派的总帅汪精卫，重用与浙江财阀关系密切的宋子文，再加上何应钦，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三巨头政治，从而维持反共体制，防止走向联共抗日。然而，这种体制固然可以重组南京政府，却无法像蒋介石那样对全国发挥充分的领导力，各路军阀必将伺机而动，从而回到北伐以前，出现群龙无首的混战格局。⑨ 波多野对中国局势走向的看法基于一种以领导人物为中心的英雄史观。中国的统一与分裂取决于各个领导人的资质，而有力的统一领导人蒋介石死于意外，也将导致中国历史出现某种根本的转折。这是一种传统的历史认识，重视重大事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这与昭和时期流行的重视“客观必然”，具有“历史理性”的历史认识十分不同，而其议论背后又有一种中国总会陷入分裂混乱的传统型中国认识。同时，其对中国政局的具体分析也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期望。不难看出，波多野所期望的三巨头同盟既能防止孙科等人的“赤化阴谋”，出现西安所期待的国防政府，又不像蒋介石政权那样能够推行有力的统一政策，必定比蒋介石更具有广田外交所期待的对日妥协性。而随之出现的军阀混战，更能让日本发挥传统的利用中国国内分裂的政策，从而既能够进一步推进大陆政策，又可以防止中日战争的爆发，维持日本的“东亚和平”，波多野可谓道破了大陆政策推进者对事变走向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