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277/C9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9)01-0156-14 一、政治謠言的界定 顧名思義，政治謠言就是與政治生活相關的，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謠言，或者說謠言在政治生活中的體現。卡普費雷《謠言》一書為“政治謠言”列有單章，但並未給出定義，只是列舉了政治謠言的七大主題：一是關於操縱政權的背後黑手、關於幕後政權、秘密會社的；二是關於政敵之間秘密協議的；三是關於金錢醜聞的；四是關於政治家健康狀況的；五是關於政治人物性醜聞的；六是雙關語(政治家的公開表態與真實意圖相反)；七是關於移民的(涉及背叛國家和血統問題)。而且卡普費雷認為：“謠言只是喋喋不休地圍繞著這一小部分主題轉。”① 這七大謠言主題顯然是針對法國政治而言，難以套用於中國政治。沈遠新依據中國國情，重新歸納了政治謠言的六大主題：一是政治內幕；二是政治腐敗；三是人事任命；四是個人生活；五是重大政策的調整和變動；六是重大突發性事件。此外還有“關於政治家的健康、競爭、秘密以及在重大政策調整中的關鍵性作用等”。作者據此認為：“政治謠言是謠言的一種，它所涉及的是政治性問題，是人們傳播的毫無根據的政治消息或雖起之有因但卻嚴重失真的政治消息。”②該定義雖然略嫌空泛，但要給出更具體、更精準的定義也不容易。 政治是各種利益集團或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關係的總和。狹義地理解，政治就是與政府、政黨治理國家相關的行為。政治行為的共同特點是一切以利益為中心，是最具博弈性、鬥爭性、普遍性的人類行為，因而也是透明度最低的一種社會行為。有人類社會的地方就一定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一定有謠言。所以說，政治謠言幾乎是與人類社會同在的文化現象。 政治謠言之所以難以界定，是因為政治行為無處不在。任何一則謠言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條件下都有可能被視做政治謠言。比如一則關於農田病蟲害的謠言，如果放在解放初期，就有可能因為“破壞農業生產”而被視做政治謠言；又比如，如果我們傳播一則同事的緋聞，恰恰這位同事的配偶是名軍人，那我們就有可能背上“破壞軍婚”的政治罪名。 此外，還有學者將政治謠言區分為“主動型政治謠言”與“被動型政治謠言”。“主動型政治謠言是指政府主動將政治謠言運用於政治管理中為其政治管理工作服務。被動型政治謠言是指來自民間的、影響政府的政治管理活動的政治謠言”。該作者認為主動型政治謠言具有政策試探的功能，以及政策強化的功能。③當代網絡辭彙中也有“官謠”一詞，網民用以特指官方媒體發佈的不實信息。但是，許多謠言學者如卡普費雷等都在謠言定義中指出了謠言“非官方”或“小道消息”的性質，如果我們將官方發佈的不實信息定義為主動型政治謠言，勢必要重新考量謠言的定義及其與“官方”的微妙關係，本文也將受阻於定義問題而躊躇不前。因此，本文傾向於使用“公開謊言”而不是“謠言”來指稱官方發佈的不實信息，不對“主動型政治謠言”展開討論。 本文不擬就定義問題詳加辨析，暫且將政治謠言界定為：某些利益集團、利益階層出於特定政治目的，通過虛構故事、歪曲事實、惡意揣測等手段，對其他具有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政治集團、政治人物，及其政權合法性、施政能力、生活作風等問題進行誣陷、誹謗、抹黑的攻擊性政治傳言。 政治謠言不僅複雜、多樣，而且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本文僅對建國初期的政治謠言以及中央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概要式的回顧和梳理，以期為政治謠言的當代治理提供一點借鑒。 二、建國初期政治謠言概況 毛澤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④可是，弱勢政治集團不掌握主流媒體，其話語權總是會低於強勢政治集團，因而更傾向於使用小道消息、謠言來形成輿論，對強勢政治集團形成壓力。政權交替的時代，強弱關係剛剛逆轉，政治平衡急劇動盪，民心向背生死攸關，因而往往也是政治謠言最活躍、危害性最大的時代。 建國初期，中國社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了驚天逆轉。中國共產黨正領導勞動人民努力建設新中國，被打倒的舊統治階級當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依靠公開的軍事和政治手段與共產黨展開政權爭奪，只能借助謠言，將鬥爭轉入地下。 建國初期的政治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因此，中央政府將政治謠言上升到了“反動謠言”或者“反革命謠言”的高度，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1950年底，時任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羅瑞卿在《一年來鎮壓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報告》中特別指出了政治謠言的氾濫問題：“反革命分子還經常造謠惑眾，通過封建會道門和落後分子進行傳播，破壞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挑撥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例如在國慶時，散佈謠言說：‘蔣介石的飛機要來轟炸。’麥田有了害蟲，欺騙農民說：‘這是天意，不能捉，愈捉愈多。’在斯德哥爾摩宣言徵求簽名的時候，造謠說是‘徵兵’。前些時又散播‘割蛋、割乳房製造原子彈’的謠言。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後，又散佈恐美、親美思想，散佈變天思想，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張目。”⑤ 報告中提及的“封建會道門”，由於其具有集團性和組織性，系統複雜，名目繁多，兼有了“封建”、“迷信”、“地主官僚”、“地痞流氓”、“反革命”等多重負面標籤，因此被新政權視做社會穩定最大的破壞力量，成為重點打擊對象。建國初期的各種會道門組織達到二百多種，一貫道的活動尤為猖獗。1951年5月，北京市軍管會曾經公告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反革命罪犯共221名”及其罪行簡介；⑥8月，軍法處又公佈了237名死刑犯的反革命罪狀。⑦合併兩份罪狀錄，其罪名中包含“製造謠言”或“散佈謠言”的死刑犯合共198名，佔全部死刑犯的43.2%，這個比例是非常之高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統計不同身份的謠言家在全部謠言家中所佔的比重(如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