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态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且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描写方式，80多年来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各学科都展开了相关的研究（Albarracin et al.2005：6）。尽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了定义，但大家都一致认为语言态度具有多维的特征。例如：有学者（Liang 2015：38）认为语言态度具有工具性和融合性，具有精神建构性和话语实践性等；也有学者（Bradac & Mulac1984）认为语言态度包括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的吸引力、社会优越性和发展动力的认识和评价。个人对不同语言吸引力的看法，可以反映出该语言的审美性、情感性和认知性特征。多语者对不同语言的社会优越性所做出的评价，可以折射出该语言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声望。而且，在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的竞争中，社区成员是否认可其语言的发展力，运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双语和双文，也是该社区弱势语言能否长期保持活力，并维持和谐双语或“双言”社会的重要因素（Fishman 1967）。因此，这些对语言或变体不同角度的观念和评价，支配着人们使用和习得语言的实践。从语言生态的角度看，要了解一种语言资源在发展过程中能否保持生机和活力，必须首先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 个体对特定语言的态度和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在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时不断塑造而成的。个体对语言的态度在不同层次上还有不同的体现。在多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尤其如此，他们对不同语言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影响。而且，家庭是儿童语言社会化的第一个场域，家长的语言使用是儿童语言输入的最初环境。父母的语言态度与子女的语言态度是否存在异同，两代人之间在哪些方面互相有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些影响是家长有意识的规划还是无意识的传承，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早期的学者把家庭作为儿童语言习得的外部条件来加以研究，探索双语家庭中孩子的认知特性。后来，人们开始比较双语和单语家庭儿童的语言发展轨迹，探索儿童习得两种语言时发生的迁移，或者其他的认知特征和功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以及社会关系论等。这些理论有助于了解父母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如何随时间的变化在家庭中应用、实现和协商，同时也有助于观察家庭语言规划在子女语言发展上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伴随着应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语言规划的动力、家庭成员间语言态度的相互影响以及子女的语言能动性（尹小荣，李国芳2017；King 2016）。如今的信息社会使经济贸易和人际交往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跨国人士、少数民族、原住民和移民都生活在多种语言共存的社区，他们对家庭语言规划的意识和对语言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的家庭愿意保持祖裔语，有的家庭却支持孩子转用主流语言。单语的家庭凭借强烈的意愿培养出了具有双语能力的孩子，而双语家庭的孩子却最终长成了单语者（Curdt-Christiansen 2018：1～24）。可见，无论从儿童语言习得的角度，还是从家庭语言规划的角度，我们都需要了解家庭成员的语言态度是何现状，不同成员间的语言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相互间如何影响。我们以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以下简称察县）的锡伯族为调查对象，对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力图了解两代人对锡伯语的语言态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满-通古斯语族的活态语言中，只有锡伯语还存在相应的文字。锡伯文是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的拼音文字。在字形结构、字母数目、拼写规则和书写形式等方面同满文都是一致的（李树兰，仲谦1986）。现代锡伯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差异非常大，具体表现为语法结构的差异、词义的演变和语音的脱落等。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锡伯语的研究在语言描写、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语言的社会表现等方面都涌现出了大量成果。学者们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语言文字保护和传承、语言使用调查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佟加·庆夫2009；李云霞2013；贺元秀2014；尹小荣，佟福2017）。费什曼（Fishman1964）认为全面了解语言使用现状应当考虑说话人的语言习惯、具体的语言使用场合和谈论的话题，研究的语域不仅包括私人领域，如家庭域和朋友域，也包括公共领域，如教育、工作、民族文化活动场所和大众传媒等。但关键性领域家庭域对弱势语言的保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治国，邵蒙蒙2018）。当前锡伯语的相关研究，除了广泛意义上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之外，对锡伯族家庭的语言使用调查却寥寥无几（安成山2009；刘宏宇，李琰2010；王远新2011；尹小荣，刘静2013；尹小荣2013）；深入分析锡伯族家庭成员语言态度或语言意识形态的文章则更少见。 二、文献回顾 认知科学、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范式来研究语言态度。认知科学认为语言态度是一种话语实践，它可以通过社会话语和互动来得以体现。认知科学通常采用交际民族志等质性研究的方法来对话语进行内容分析、话轮转换或语用分析以及交际分析等。心理学则把语言态度当作一种相对一致和持久的心理建构，认为语言态度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对特定语言的一种喜好或厌恶的心理倾向。心理学通常采用语言态度心理结构模式（affective，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aspects，简称ABC）和配对语装实验模式（matchedguise techniue，简称MGT）来展开研究。前者将语言态度分成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部分，运用问卷调查或访谈的方法对被调查者进行调查和询问；后者利用不同语言变体的转换诱导出听话者对不同变体的偏见或倾向性的看法（Baker1992）。 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无论将语言态度看作话语实践还是稳定的心理建构，都主要体现了被调查者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虽然社会语言学也是以考察个体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但其终极目标是要通过大量个体的心理表现来揭示某些社会群体的具有共性的精神特征，或者通过调查个别言语社区的价值观变化来探索具有普遍类型特征的变化机制。换句话说，社会语言学不仅关注个体的话语实践，还描写整个社会的语言现实和语言生态；不仅描写一定时期个体的心理倾向，还运用显像时间的方法将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透视语言态度的历时和代际演进。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态度是说话人在考虑到一种语言（或变体）与其他语言（或变体）的共存关系之后，从不同维度建构出的对这种语言（或变体）的整体观念，包括不同时代的说话人对该语言的吸引力、社会优越性以及未来发展动力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Santello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