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宾结构的历时嬗变及形成动因

      句式语法理论与类型学理论的兴起，使双宾问题再度成为语法学界的热点议题。关于汉语中的双宾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普通话或方言中的双宾句式做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成果颇丰（贝罗贝1986；Peyraube 1988；唐钰明1994；何洪峰1997；张伯江1999；汪国胜2000；刘丹青2001；张国宪2001；汪化云2005；朴珍玉2018等）。但是，我们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关注：作为一类句法结构，双宾格式究竟发生了何种历史嬗变，造成其嬗变的动因和机制又有哪些呢？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并依托历史典籍，对上古以降至现代汉语双宾句的历史沿革进行细致考察，重点讨论“V之N”格式的历时变化过程，勾勒其演变过程中的两条路径以及最终变化的必然趋势，并力图揭示这种嬗变过程中的语言机理和深层原因。

      历史上的双宾句实际上包括“V+N（间）+N（直）”与“V+N（直）+N（间）”两种格式，本文为了讨论问题的集中，主要讨论一类非常有特点的句式“V之N”，其中的N既可作为直接宾语，亦可用为间接宾语。因此“V之N”句实际上可以细分为“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格式。而在上古汉语里这两类格式占全部双宾结构的一半以上（徐志林2013：30），可见，“V之N”在上古汉语中的重要性。因此，集中讨论这一特殊句式的演变可以管窥汉语双宾句的历时发展概貌。

      一、古汉语中的“V之N”

      自古迄今，汉语的双宾结构历经演变与发展变化颇大。据卢建（2014）的研究，其形成、演化与定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殷商—先秦的形成期；第二阶段：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转型期；第三阶段：宋—清的发展定型期。上古汉语中的“V之N”结构里，N可为直接宾语，也可为间接宾语，形成“V之N（直）”和“V之N（间）”共现格局。据徐志林（2013：30）的调查，上古汉语里这两类格式占全部双宾结构的52%以上。

      （一）“V之N（直）”格式。

      1）郑子阳即令官遗粟。（《庄子·让王第二十八》）

      2）或肆筵，或授几。（《诗·大雅·行苇》）

      3）齐人归其玉而予籴。（《国语》卷四）

      4）国家务夺侵凌，即语兼爱非攻。（《墨子》卷十三）

      上四例，均为“V之N（直）”格式。N多为表具体事物的名词，如例1）-例3）的“粟”“筵”“几”以及“籴”，偶见表抽象事物的名词，如例4）的“兼爱”，它们在句中分别作动词“遗”“肆”“授”“予”和“语”的宾语，充当句中的直接宾语。与此相对应，代词“之”在句中指称人，充当句中的间接宾语。

      （二）“V之N（间）”格式。

      5）问鲁鄙人。（《吕氏春秋》卷十七）

      6）越人饰美女八人，纳太宰嚭。（《国语》卷二十）

      7）言秦王，秦王令受。（《战国纵横家书》卷二十五）

      8）窃马而献子常。（《春秋左氏传·定公三年》）

      上四例，均为“V之N（间）”格式。N多用来指人，如例5）-例8）的“鲁鄙人”“太宰嚭”“秦王”以及“子常”等指人名词，它们分别充当动词“问”“纳”“言”“献”的间接宾语。相应地，代词“之”指代前文出现的事物或事情，作句中的直接宾语。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N的不确定性，上古汉语中双宾句式“V之N”实际上可分为“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情形。“之”在句中究竟充任间接宾语还是直接宾语受到N所承担句法成分的制约，当N为直接宾语时，“之”为间接宾语；反之，当N为间接宾语时，“之”为直接宾语。可见，双宾结构“V之N”中N的性质会影响到整个句子的型式。在“名词赋格”的作用下（邢福义2008），可形成“V之N（直）”和“V之N（间）”两种特定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