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新闻研究变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李艳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阴卫芝,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执行院长;夏倩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曾庆香,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编辑之友

内容提要:

07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9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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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9)3-005-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9.3.001

      《编辑之友》记者:从文化视角看互联网新闻业,目前做得好的研究有哪些?空缺的又是什么?或者说,现在要做互联网与新闻业变革这个研究,如果掌握哪方面我们就可以大踏步前进?

      李艳红:互联网出现后,文化视角的研究在新闻学术界受到较大重视,涌现了一批关于言说的研究。例如,国内外对有关新闻记者辞职、创业和转型的言说的分析。为什么这个研究会受重视?一个原因可能是比较好找资料,网络出现了很多文本;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实在变化,我们处于一个变动时代,变动时代言说的文本会更丰富,也更具阐释空间。相对而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记者的言说文本就不是很丰富,内容上呈一套内化的成规。当然,文本的丰富也并不必然导致此类研究的上升,言说研究的潮流可能也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言说转向”或“话语转向”有关,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言说是实践的组成部分。变动时代的言说不仅是实践的必然产物,言说往往伴随实践,任何实践都有话语维度;更重要的是,它对实践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新闻业的言说亦如此。言说会合理化一种实践,而贬抑或边缘化另一种实践;它会催生一种主体性,而抑制或边缘化另一种主体性。如果言说只有商业主义,它的实践当然是以商业为主体,因为它被正当化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新闻实践会被赶出去。基于此意义,我认为商业主义的言说对于新闻业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形构作用。

      胡百精:基于李艳红老师讲的言说与实践,我提供一个案例:京东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合作了一个培训班,给与京东打交道的媒体(主要是报道财经新闻、产业新闻、电商时政方面的自媒体),和该类媒体上下游的相关人士做培训。简言之,这个培训班是给涉及京东体系的、可能对舆论产生影响的媒体和媒体人讲如何写作、如何讲好故事。虽然京东并不要求必须讲些什么东西,但在与其中一部分人接触,尤其是与自媒体人接触时,我发现他们反复追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会不会把他们当作媒体人,他们非常在意自己到底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reporter” “writer”,他们同样面临强烈的职业焦虑,想回到我们传统职业建构中来。然而在很多人看来,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认同,恰恰是这些自媒体人、这些商业公号的写手摧毁的。那这些人到底是商业的还是专业的?

      李艳红:这个案例很有意思。涉及互联网时代新闻业者的职业认同问题。不管是传统的从业者还是新兴的新闻业参与者,实际上可能都产生了职业认同的危机。百精院长所说的自媒体人的焦虑可以阐释为一种职业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但同时也是他们对掌握在传统新闻业者手中的文化权威的一种渴望。这个问题很适合用场域理论和行动者对文化资本的角逐来解读。

      关于文化视角看互联网新闻业,我个人认为很重要但目前比较缺乏的一块是对新闻消费的研究。新闻业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从一开始建立的传统就是关于生产者的研究,以与传统的注重受众和效果研究的传播学研究相区分,因此,对受众和接收一端的研究一般不被纳入新闻业研究的范畴。但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由于生产和消费的边界日渐融合,上述的边界和区分不再适宜。新闻业研究需要也应该吸纳受众研究。但是,关于受众或用户如何消费新闻的研究传统主要来自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比如议程设置和培植理论等都是代表,再如使用与满足的研究传统,这个研究传统关心的是新闻阅读对于读者的认知和态度等的形成。这些概念和路径对于我们研究今天的新闻消费我觉得并不足够。

      今天新闻消费的研究开始活跃,但以我有限的阅读来看,我认为文化研究的视角仍然可以为此提供一扇新的窗口。今天,新闻的接触和阅读是个人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它与个体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的互联网公共参与以及流行文化产品等的消费是相互交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超越传统效果研究的概念框架来提出新问题,去探讨一个人的媒介经验怎么形成,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情感、快感、道德和主体性等概念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架构这些问题。例如,今天新党媒的读者显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浸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纯粹政治化的读者,他们在热衷于阅读这些媒体的同时,可能是一个日韩影视剧的爱好者,或是美剧的爱好者,还可能是一些流行歌手的粉丝,也可能经常地参与网络观战或骂战,那么,这些关于流行文化的经验究竟如何与他们的新闻阅读经验以及政治参与经验相交织,并塑造他们的政治主体性,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对于这块的研究,很显然我们不能仅仅从传统效果研究中汲取经验,而是需要从流行文化研究的“接受分析”或“新受众研究”中获得启示,在方法论上则需要借鉴深入的受众访谈以及生活史(life story)等。

      白红义:2017年浙江大学举办了一个“重访黄金时代”工作坊,主要是重读20世纪70年代媒介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希望对一些经典的著作、学者和概念进行再梳理和重新阐释。比如客观性是新闻业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以往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就有三四本英文专著之多,从社会史、新制度主义等不同的路径着手,那么客观性是否还有价值、它有哪些演变?再比如时间,也是新闻行业中非常重要和基础的东西,它在黄金时期演变运作的机制如何?到了数字新闻时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新闻研究从早期演变到现在,不同时代都有一些概念、理论和方法,有些在某一时期很重要后来却消失了,也有很多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工作坊重读经典不是要陷入当时的细节与概念,而是重新思考我们这个学科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新环境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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