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人类文明的研究中，媒介已被置于越来越突出的位置。立足于媒介展开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叙事，如何可能？又如何实施？媒介究竟何以具有关于文明的阐释力？如此等等牵涉到有关媒介的理论阐释和诸多预设。而正是因为这种阐释和预设的复杂多元性，对于以上问题似难有单一的答案可以获取。本文主要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研究为视野，试图对此做一简要梳理和比较。 众所周知，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重要奠基人，该学派的研究，如媒介与文化、媒介的时空分析、历史与技术、历史与传播、印刷史等，无不切入媒介与文明这一主题。①而由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创立的媒介学，立足于文化传承，以社会文化历史为参照，考察象征的物质性，与此主题又若合符节。如其所强调的，必须超越同步的、即时的、瞬间的“传播”的概念，从历史的、历时的、持续的“传承”视角出发来理解媒介。②这样，媒介环境学和媒介学在媒介与文明的命题上便有了共同的观照，此乃本文讨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同时，本文无意从思想史上对麦克卢汉和德布雷的媒介理论做一系统的阐发，而只是注意其中有关媒介与文明的论述，略作勾连、归结和延伸，揭示其方法论上之异同及价值。 一、媒介概念 作为媒介研究的逻辑起点——“何谓媒介”“媒介是什么”，无疑是所有媒介理论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元问题。 令人疑惑的是，麦克卢汉并未为媒介提供明确的定义。他以其创造性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为落脚点，铺陈出其关于媒介的种种意象：“不局限于与大众传播相关的媒介比如广播，媒介是人体的任何延伸(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也可能是社会组织和互动的形式(语言、道路、货币)。”③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分析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各成一章又彼此关联，这些媒介关涉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按照麦氏的理解，相对于人体而言的技术都可视作媒介。任何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也即一切技术都是媒介。 德布雷定义的媒介“近似地指在特定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集合。”④媒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媒体，而是担保思想在每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是散播和传递信息的渠道，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关键节点和中介。媒介就如杂物室般包罗万象，其中不仅有物质载体(纸、屏幕)、技术物件(电视、电脑)、传播手段(印刷、电子)，还有身体器官(眼睛、耳朵)、社会符码(语法、句法)、组织机构(学校、教会)等。这里的媒介既包括物质性的载体工具，也包括文化性的象征符号，还包括社会性的集团机构。具体而言，在德布雷看来，一间包厢、一个广场、一座实验室、一台轮转印刷机、一套仪式、一次研讨会都不是“媒体”，但是它们在特定的机会条件下，“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领域。”⑤值得注意的是，德布雷并非将媒介化约为一件物品或所有物品的机械堆积，而是将媒介视作文化传递轨迹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功能。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觉二者在媒介自身的含义及其运用上有着明显的分野。 首先，二者对媒介的理解存在单数、复数形式上的分野。的确，技术同时被包裹在麦、德两人的媒介逻辑之中，但事实上二者的技术方阵并非处在同一界面和层次上。麦克卢汉的研究取向实如梅罗维茨概括的一种研究范式——单数的“媒介理论”，即注重研究某个或某种媒介的特性和偏向。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延伸人体的同时也意味着从人体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结构，“然而，当诸如此类的独立结构侵入以后，它们又改变了社会的句法。每一种延伸或加速都立刻引起总体环境出现新鲜的形貌和轮廓。”⑥比如轮子是从腿脚分离出来的独立结构，它加速了生产和交换，催生了道路的修建，促使人类社会突破村落社区向外拓展形成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的城市-乡村”复合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因此，麦克卢汉重点关注的是某个或某种单数的媒介以及由它自行构筑的社会环境。 而媒介学着眼于使思想以实践状态存在的工具与手段，重新审视“思想如何成为物质力量”，打开符号向行为过渡这一神秘操作的黑匣子。德布雷将这一过程称为“媒介行为”，也即媒介学一词中“媒介”的本质内涵：“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⑦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号功能就是媒介功能。媒介学的根本论点在于实践媒介，是作为布局的“媒介行为”，它是位于传输链条上不同位置、承担不同媒介功能的复数的媒介协同完成的符号革命。这便要求媒介学的研究不是立足于单个的或一种的技术，而是立足于某种技术综合体。在此意义上，德布雷赋予了技术性的“媒介”四种含义：“1)符号化行为的普通方法(言语、书写、模拟图像、数字计算)；2)传播的社会编码(发出口信时所使用的源语言，比如拉丁语、英语或捷克语)；3)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黏土、莎草纸、羊皮纸、纸、磁带、屏幕)；4)与某种传播网络相对应的记录设备(手抄本、印刷物、相片、电视、电脑)”⑧，它们交织形成相对应的设备-载体-方法系统。 媒介意义的单复数差异与二者引向的研究目标直接相关。麦克卢汉从单数媒介出发，使人们意识到作为我们感知和经验世界的变革动因，媒介给个人心理和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与影响，进而帮助我们提高对媒介塑造的文化环境的应对能力。因而，他的研究直击每一技术自身携带的属性基因和效应机制，强调任一媒介本身具有构筑文明形态的潜能。(这是其在《古登堡星汉灿烂》一书中所做的事)与麦克卢汉所说的自成环境的媒介不同，德布雷则想要把媒介行为设置成一个命题，把它当作话语与实践的一个集合。德布雷认为，话语要成为事件，符号要进入行动，观念要撼动世界，这样的跃进取决于让精神向承载它的物质实体靠拢，有赖于为思想配备传输设备，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只能通过并经历它所产生的媒介行为才能实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为了还原与某一精神领域不可分割的媒介功能。这就意味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技术运转必然是和符号操作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这样那样的技术设备都被纳入某一传承事实之中，依据具体的传输情境和符号活动被不断重组安置。功能决定地位，而不是相反，技术操作链始终是不断调整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