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播大变局之中。CNNIC发布的《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市场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新的信息技术为新闻传播带来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原有单一、线性的传播形态彻底被颠覆。”①“巨大深远”“彻底”“颠覆”等词汇的使用，显示了这场新闻传播变革之巨。报告还指出，在互联网上，新闻生产主体已经多元化；新闻生产和分发分离，算法分发成为新闻的主要分发方式；社交媒体成为用户获取、评论、转发新闻的主要平台和社会热点新闻的传播源头……②总之，用户登场，专业媒体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新闻生产者和新闻传播终端。实践领域种种变化，都在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传统新闻理论、观念的适用性。 其实，纵观人类传播历史，新闻的样态、主流传播模式一直在变化中。比如帕克就指出，“便士报”时期的美国报纸充斥着街谈巷议，在欧洲大陆知识分子看来那根本算不上新闻。③而《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一书则提出，社交媒体才是人类传播的常态，大众传媒不过是中间插进来的暂时现象。④也就是说，“新闻”本来就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形态。因此，“我们似乎也应该回头思考类似问题：一直以来，我们是否过度想象了新闻工作的专业样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透过新闻学占据了话语权，排除其他人想象新闻的可能性”。⑤由此出发，本文通过对新的传播格局下新闻概念、新闻生产过程、运行模式等方面实践和观念的变革的梳理，提出从专业新闻学向用户新闻学转型的主张。 一、用户：新传播格局的关键变量 媒介技术变迁对传播格局，特别是新闻传播格局的重构，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吉尔默创造了“自媒体”(we media)的概念，提出“授课”(a lecture)模式的新闻业正在向“谈话和研讨”(a conversation and seminar)模式演变。他往往将“自媒体”与“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互动新闻”(interactive journalism)一起使用，都意在强调大众更广泛地参与到新闻生产和发布中来。⑥一般认为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是詹金斯最早提出的，在他看来，参与不同于旁观，是与机构化权力主导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它虽非新媒体兴起带来的，但是与技术具有高相关性。⑦“参与”仍意味着专业媒体中心传播观，而卡斯特用“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概念来描述网络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化传播的形式。虽然本质上它还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形式，通过p2p网络和互联网连接触及潜在的全球受众；但同时，它又是一种自我传播，因为“它在内容上是自我生成的，在扩散时是自我导向的，在多对多交流的接收中是自我选择的”，它的出现增强了个体的自主性，为他们提供了对抗权力机构的机会。⑧新媒体学者贾维斯和舍基更进一步，他们相信民众的智慧，认为志愿服务(volunteerism)胜过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新闻是交流而非传统的一对多信息传播模式，新闻将由受众生产，新闻机构再无存在的必要。他们的论述被称为“未来新闻学”(future-of-news consensus)。⑨迪恩·斯达克曼批评贾维斯等人的思想过于激进，他提出折中的“新制度辐射型模式”(Neo-Institutional Hub-and-Spoke Model)，即新闻机构发布新闻，通过社会化媒体传播和评论，将它推向舆论最高峰。⑩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概括了新传播格局的特点。杨保军认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技术丛”促生了“后新闻业时代”，这一时代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新闻传播主体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共享”新闻资源、“共产”新闻文本、“共绘”新闻图景。(11)隋岩等将新的传播格局命名为“群体传播时代”。所谓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尤其是信源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集合行为等是群体传播的主要特征。(12)彭兰则指出，新媒体造成“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传播景观。“万众皆媒”意味着过去由专业媒体人主导的大众传播扩展为全民参与的传播；“万物皆媒”意味着人们所获得和关注的信息，不仅来自人类社会，也会更多地来自自然环境，人与人的信息互动，也会扩展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信息互动。(13)陆晔等借用并延伸鲍曼的概念，用“液态的新闻业”(liquid journalism)概括当今新闻业在新传播形态下的变化特征，包括记者的身份和角色不再是相对稳定的，而是在新闻过程中表现出在职业记者、公民记者、社会大众之间不断转换的特征；新闻信息与信息控制的边界正在液化、弥散，新闻生产转变为协作性新闻策展；新的新闻信息的生产及流动形式正在被共同创造中，可能重置传统新闻业的制度化权力结构。(14) 中外学者论述虽有不同，但都指出了：媒介不再是外在于人、被用户使用的客体，而是与用户互嵌并重新联接了社会，在这个新的传播格局中，专业媒体对传播渠道的垄断被打破，普通用户被赋予“大众传播权”，成为相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最大变量。这个新传播格局，本文借用黄旦描述的“网络-节点”模式，(15)作为下文讨论的前提： “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网络社会就像一个“高雅的、无等级之分的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本来似乎秩序井然中心边缘分明以线性因果逻辑运转的社会，突然间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涌动：没有中心，或者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应，同声共享。在这个网络中，专业媒体和普通用户一样，都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 “新闻学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础上的规范性学科”。(16)随着新闻传播革命的到来，立足于传统媒体“单一、线性”大众传播模式的专业新闻学也遭遇颠覆性挑战。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尽管20世纪初新闻学(journalism)就已经进入大学教育，但是将其命名为“新闻研究”则不过20来年时间。西方新闻学经历了从规范性研究到实证化研究再到社会学取向的研究等阶段，当前，随着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的变革引发了数字新闻社会学的转型。(17)中国新闻学研究随报业发展而起，因此开始称为“报学”，在理论和理念上受美国以职业为取向的新闻教育影响较大。(18)在新技术革命的当下，李良荣提出，专业新闻学围绕三大传统媒体展开，在新媒体平台、自媒体发展的今天，新媒体把传播权利转为权力，面向社会的信息传播也从专业化转为泛社会化。他提出以“公共传播”为核心概念，以社会交往、沟通、传播为范畴的新闻学研究的转型。(19)黄旦则更进一步提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需要整体转型——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20)本文基本认同上述观点，但从概念上，“公共传播”与西方开展多年的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容易混淆，而用户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众覆盖范围基本一致，同时体现了在使用中产生传播的特征，因此本文仍主张使用“用户新闻”的概念。同时，新闻学转型并非彻底否定专业新闻学，其对专业媒体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同时也需厘清用户新闻学对专业新闻学的变革意义，从而在“用户中心”的基础上，重新探讨新闻学核心概念，重新思考其功能、价值、与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