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打算对理查德·罗蒂(1931年-2007年)的文学观作全面介绍，而是要借罗蒂之力探讨这一问题：一种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是否可能？此探讨的障碍有二：首先，虽然罗蒂以“文学文化”代替“哲学文化”的主张，学者大多已耳熟能详，但要讲清楚罗蒂如何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理论家并不那么简单；其次，“新实用主义”是一个极不严格的命名，很难提供内涵清晰的界定。不过论者有一基本信心：罗蒂对实用主义的新用法与他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密切相关，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新实用主义者，也就不难理解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文学理论家，他那戛戛独造的实用主义方案，又为文学理论本身——而不只是某些特定的观点提供了何种可能性。 从实用主义复兴到新实用主义 所谓新实用主义，广义来说是古典或者说经典实用主义之后的实用主义，狭义来说就是以罗蒂为中心的实用主义(一些学者干脆称之为“罗蒂主义”，即Rortyism)。先说前者。众所周知，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本土哲学，与美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当分析哲学在美国崛起、进而欧陆理论大行其道之后，实用主义日渐式微，对很多人来说，它不仅是不够哲学的，也是不够当代的，只能作为“美国研究”的历史资料存在。但是沉寂只是表面现象，实用主义复兴的潜流一直在涌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终于一阳来复。一时间，从哲学到社会科学，从文学研究到种族研究，从女性主义到法学理论，学者们简直言必称实用主义，其影响不仅越出哲学的学科界限，更打破学术地缘政治的壁垒，受到一贯高傲的欧陆知识界重视，①为过去数十年未有之盛况。罗蒂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康奈尔·韦斯特认为，实用主义所体现的是美国人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逃避(从爱默生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谱系中，哲学是作为文化批判的形式出现的，“美国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为肇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对话中的那些历史悠久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哲学传统之一部分，不如说是一个试图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向美国自身解释美国的连续的文化评论和系列阐释”(韦斯特4)。至于实用主义复兴，则是一种以重建为目标的思潮，其在后现代时刻“最显著的感召力就在于它大大方方地强调道德，明明白白地追求改良。在这世界范围之内弥漫着犬儒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并且可能走向灭绝的悲观厌世的时代里，人们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规范和价值，盼望着能进行有原则可循的反抗和斗争来改变我们面临的极度困境”(韦斯特3)。 说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文化批评，不失为敏锐的观察；在一片后现代主义的鼓噪声中提出重建价值，也确实抓到了痛点。但是，适用于古典实用主义复兴的描述，未必就适用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罗蒂已经把水搅浑了。其他不论，罗蒂一贯主张“没有原则的伦理学”，基本上不会接受上文中“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规范和价值”“盼望着能进行有原则可循的反抗和斗争”这类说法。罗蒂被不少人视为实用主义复兴甚至美国精神复兴的功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不过是数典忘祖、败坏传统的罪人。美国哲学界中，以实用主义传人自居者往往对罗蒂多有抨击，来自苏珊·哈克的炮火尤其猛烈。哈克相信，实用主义是一家大旅馆，虽然每个人使用不同的方法，探讨不同的问题，却都是通过一条大走廊到达这里，这个走廊就是皮尔士所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罗蒂虽然早年也将皮尔士放在重要位置，认为皮尔士所谓“概念的意义是它对行为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总和”可与维特根斯坦“但问使用，莫问意义”相互发明，②但当他思想成熟后就转向了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地说，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贡献一是提供了一个名号，二是启发了威廉·詹姆斯，他骨子里仍是个康德主义者(Rorty，Consequences 161)。哈克则针锋相对地宣称，皮尔士才是实用主义的正宗和先知。她接受皮尔士寻求“改良的”“科学的”哲学的立场，重申皮尔士的意义理论，将之表述为：一个概念的意义，等同于该概念对于(深思熟虑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哈克编，“意义”2)。这一表述显然强化了认识论色彩。哈克认为，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希拉里·普特南、约瑟夫·马戈利斯等在内的新一代实用主义者主动吸收包括大陆哲学在内的新的思想资源，已形成各自的运思向度(她本人则发展了批判常识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但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不在其列： 还有一种最极端的新实用主义，由理查德·罗蒂对一个革命的、“后哲学的”时代的宣告而登堂入室。在新实用主义那里，真理不再被认作是忠实的表象，而被认作会话的一致；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被抛弃了；哲学放弃了模仿自然科学的雄心，而被重新当作一种文学类型，“仅仅是一种类型的写作”。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激进的新实用主义并没有受到主流哲学的热烈欢迎；但是在别的地方，例如在人文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那些发现罗蒂的“社会希望”的政治意味有吸引力的人那里，它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意义”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