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8)10-0049-12 为宋王朝殉节而死的状元宰相文天祥，其生命价值取向被后人广泛称赞，甚至有人认为文天祥的客观存在是宋代士大夫政策的最后的绚丽篇章。此前，笔者曾撰文探讨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对文天祥能够作出怎样的评价，①同时一并指出作为今后课题之一的便是文天祥全集的编纂问题。 获悉文天祥言行等信息的最基本的史料，无疑是收录在其文集中的本人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指南录》《指南后录》《纪年录》《集杜诗》等。上述著作详细记录了从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二日，文天祥前往驻屯在临安城郊外皋亭山的伯颜军营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在大都受刑处死这一期间他的言行。显而易见，上述这些著作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写就的。《指南录》收录有“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准确纪年的后序，内容是文天祥从皋亭山被裹挟北行，途中在京口脱身，再从通州出海，由海路至台州登陆，其后再经陆路从温州至福州福安这一行程的具体描述，这篇后序极有可能是在福建福州写成的。此外，记录文天祥成为元军俘虏之后，截至投入大都牢狱这一期间事迹的《指南后录》，以及在狱中写成的《纪年录》《集杜诗》等，它们是如何从大都的牢狱之中传出，并最终被收入一般认为是在江西庐陵刊刻的《文山先生文集》之中的呢？其不明之处甚多。 本文首先简单地介绍迄今为止的关于文天祥文集版本的研究成果，接着探讨文天祥大都狱中之书的编纂与流传。中国的相关基础性研究多利用在日本很难见到的珍稀版本以及各种族谱等，故在具体细节的考证方面，供笔者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几乎没有。 一、文天祥文集的版本与流传 最新的文天祥传记研究当为俞兆鹏、俞晖合著的《文天祥研究》②。在该书第十章第一节“著作流传”中，作者列举了现存文天祥文集二十四种，以及包括单刊在内的文天祥著作近六十部。关于现存《文山先生文集》的版本系统，前人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最简单明了的是由刘德清先生执笔的《宋集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明景泰刻本《文山先生文集》(17卷，别集6卷，附录3卷)之解题，姑引其文如下： 文天祥全集在宋代未及刊行，入元，始由其孙文富编为五十卷，刻板传世(清同治版《富田文氏族谱》引乾隆《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但传本极少，亦未见他书著录。元贞二年，文天祥故里刻《文山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大德元年又刻《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本。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二详载其事。道体堂原刻虽在明清之际散佚，但其跋语九条却赖后世刻本得以传存，道体堂本亦为后世各《文山集》之祖本。据《绣谷亭薰习录》载，明、清两代，世人敬慕文天祥忠义气节，其诗文刊本多达二十余种。又据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考证，明、清刻本尽管版帙繁多，追遡其渊源，可谓“一个源头，两个系统”，即诸刻同源于“道体堂本”，又大体分成景泰本、家刻本两个系统。景泰本系统有景泰本、正德张祥本、嘉靖鄢懋卿本、张元谕本、万历胡应皋本、崇祯钟越本、崇祯间张起鹏刻本等。家刻本系统由文氏家族翻刻，盖发端于文承荫刻本，现存有嘉靖间无名氏刻本、万历二十八年萧大亨刻本、万历崇祯间无名氏刻本，家刻本系统普遍存在编次欠审、校勘不精的缺点，其价值低于景泰系刻本。清代刻本虽多，但都是明刻的翻版，而以家刻本为主，其中雍正三年文氏五桂堂刻本影响最大，一再翻刻，但该本仍然沿袭着明家刻本之误。究观《文山集》诸刻，其初衷本为表彰忠义气节，往往致力于文集之编刻与附录资料之累积，而忽视遗文搜集及版本比勘。可以说，《文山集》迄今尚无一完善之本。 此本由韩雍、陈价刊于景泰六年，前有韩雍、韩阳、钱习礼、李奎序，又有道体堂本二序。据韩阳等序，知此刻所据为尹凤岐居馆阁日钞本，经转运使陈价校勘、编次，又呈正于江西巡抚韩雍，遂得锓梓传世。又据卷首道体堂本序后所载跋语：“《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则系合道体堂本前、后集为《文集》十七卷。同时，又“访求遗稿，编次成帙”，为《别集》六卷；又辑“名公所述传记哀挽”，为附录三卷(李奎《文山先生别集序》)。则此本系据道体堂本重编，并有所增补。道体堂刻板于明初失传，其本亦于明清之际散佚，景泰刻本遂为现存《文山集》最早之版本，亦是后世诸刻之祖本。③ 目前，日本最容易阅读、利用的是以明嘉靖三十九年张元谕刻本《文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并参考各种版本而进行了校勘的熊飞等编集、校点的《文天祥全集》④，这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本文所引《文山集》之原文即依据此整理本。 如上所述，现存文天祥文集的祖本即已经散佚了的道体堂本；同时可知有助于考察道体堂本的主要线索为：景泰本所收录的道体堂本之两篇序文，以及从卷三“御试策一道”至卷十二“大使司回”中标注为“道体堂谨书”的九条或长或短的按语。而且，上述按语被以《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为主的各种现存文天祥文集所承袭和收录。 二、关于道体堂本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道体堂本两篇序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标注有“元贞二年(1296)太岁丙申冬至日道体堂谨书”之具体日期的第一篇序文，其文如下： 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随笔》凡数十大册，常与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太师革斋先生手泽，共载行橐。丁丑岁，犹挟以自随，一旦委之草莽，可为太息。今百方搜访，仅仅有此。因自宝祐乙卯后，至咸淳甲戌止，随门类略谱其先后，以成此编。虽首尾粗备，而遗佚者众矣。如诗一门，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选体更多，今诸体所存无几，而选几绝响，更可浩叹。至如场屋举子之业，自有旧子黄册板行。又如《年谱》、《集杜》、《指南录》，则甲戌以后之笔，不在此编。其曰《吟啸》者，乃书肆自为之名，于义无取，其实则《指南》别集耳。因著其说于集端，以谂观者云。⑤ 此序文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天祥常常随身携带著作原稿、文书的相关记述。当时的一般官员常常随身携带表明自己身份、地位的官文书如告身、敕黄、印纸历子等。⑥“累奉御札”“告身”是上述所谓的官文书。文天祥其他随身携带的还有包括诗文在内的十数册《文山随笔》，这些后来成为文集中的重要著作。第二，道体堂本中有确切纪年的篇帙只收到咸淳十年为止，其后的则没有收录。由此可知，道体堂本相当于景泰本的卷一之“诗”至卷十七之“乐府”“上梁文”“公牍”“文判”等，别集卷一之《指南录》至卷六之《纪年录》则在道体堂本之外。第三，序文表明文天祥随身携带的行李曾在“丁丑岁”即1277年散失，其事恐怕发生于元军猛烈进攻的该年八月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