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变更，人们对于毛泽东时期的农治思想与实践有过长时间的反思。然而，人们的思维任何时候都是时代的产物。实际的历史与历史的实际都反复证明着历史辩证法的一个基本道理：只有经过两次反思，人们才有可能达成对于复杂历史的全面认识。自从小岗村模式泛化以后，我国农村开始了一个不同于毛泽东时期的实践过程。许多人一开始也相信这一模式可以引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一家一户耕种若干块碎片化土地的小农，无法被接纳进市场体系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社会各种紧张和矛盾随之出现，这些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治理之路，包括重新反思毛泽东时期农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时下，“乡村振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重要战略，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治经验，以便继承其中的积极因素，避免重蹈覆辙就显得意义尤为突出。 毛泽东时期农治战略的基本特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的积弱和不断的内忧外患，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整体上不断走向破落，农民的生存状况也不断恶化。农治由此成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曾经有过多次的农治改良的努力，包括减轻佃农负担的“二五减租”，颁发《合作运动方案》和《合作社法》，力图推进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推广农产品改良，加强水利建设等。与此同时，它也支持民间各种被其认可的改良性社会运动，包括晏阳初的“平教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在美援项目下，推进所谓“中国农村复兴”运动，并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但最后还是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农治问题。 在进行农治探索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的农业、农村等的主要症结和治理的思路，也出现过不少合理的认识。例如，关于农治的基本内容，基本上都能认识到不能以改善农业生产去代替整个农治的内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等四大弊病，因此，农治必须致力于发展农耕以治贫、举办教育以治愚、实施公民训练以治私、改善乡民卫生以治弱。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都主张兴办乡学、改进农技、培育良种、培育合作精神、倡办合作事业、革除民间陋习，等等。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人合作的项目，之所以称之为“农村复兴”而非单一的农业目标，体现了对于农治目标的综合性质的自觉认知。 坚持农治目标的综合性，至少从延安开始，就是毛泽东农治实践所坚持的自觉取向。从延安时期开始，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曲折而丰富的农治实践，使毛泽东的农治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农治从来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下的农治。它既与国家生活的其他内容息息相关，更受制于时局与国家的战略大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治，很大程度上是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战争和解决边区政府财政困境的需要。正是由于抗日战争关乎民族存亡大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土地政策是全面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除罪大恶极、甘心附逆的汉奸外，对于抗日地主则采用“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的做法，达到既动员群众又团结抗日力量的目的。在对待农民的财政负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关于是否从互助组提升为合作社的争论中，毛泽东坚持农业生产关系必须“两个适应”，即适应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和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毛泽东的农治实践中，曾经有过关于“大仁政”和“小仁政”的两个著名说法。第一个说法发生在延安时期。他批评某些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鼓吹边区政府施“仁政”的说法。他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①第二个说法发生在建国初期与梁漱溟的争论。毛泽东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②他在这里还紧接着重提延安时期的“仁政”说。他说：“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了20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③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毛泽东讨论农治问题往往都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背景下，这使得他的农治思想具有一个更加开阔的视界和更加明晰的价值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