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丰清,华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2 张丰清,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毛泽东思想研究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全国有效覆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面临并必须解决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毛泽东从“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一方面,以“立”为主,通过旗帜鲜明维护、身体力行研习马列主义,宣传普及马列主义,明确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另一方面,从理论上集中批判关于中国革命的谬论,全方位清理旧社会痼疾,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侵蚀,批判清理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毛泽东从“破”“立”两个方面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历程与经验告诉我们,各种价值观念深度碰撞与融合的当前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不可稍有懈怠,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同时抵制和批判一切错误思想。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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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8)06-0014-0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等系列强力措施,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权遗留的各种残余组织,迅速实现了执政党对全国的组织覆盖。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政权后,如何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实现意识形态对全国的有效覆盖,这是毛泽东面临并必须解决的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新中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3]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集中强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另一方面,他表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5]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诸领域的事情十分敏感,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同时,在国内还特别着重紧抓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

       鉴于意识形态无论在夺取政权还是在稳定政权,乃至颠覆政权方面的特殊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领导刚刚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党自身建设进行全面革新的同时,以“立”为主,“破”“立”结合,批判清理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的负面影响,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明确并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逐步在全社会得以确立。

       一、以“立”为主,明确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

       主导意识形态是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占指导地位或者具有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俗称官方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意识,战胜了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了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全面解读、普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大力普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宣传思想和舆论引导工作放在突出地位,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要求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一)旗帜鲜明维护、身体力行研习马列主义

       旗帜鲜明维护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提出了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识问题,明确要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全会专门列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12本。毛泽东希望,“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6]。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学习的严格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要求:“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在全国范围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8]。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正式载入了宪法。

       身体力行带领党员干部认真研习马列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研读马列经典,并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将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介给各级干部集体学习。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成立了各种理论学习小组,毛泽东亲自组织和参加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的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课题,毛泽东在1954年再次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带头认真研读《资本论》《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为推动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1954年12月还确立了领导干部轮训和学习制度。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9]在1957年初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问题,提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0]。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暴露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毛泽东深入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毛泽东先后四次在全党范围内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带着这些问题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的信上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则是《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11]毛泽东本人三次认真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在书上作了大量批注。随后,他于1959年8月15日再次写信给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同志,建议大家读《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12]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还在杭州专门组织读书小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研读,边读边议,后来还整理了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于1963年7月11日再次提出,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有计划地读马列的书。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二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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