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5-0038-08 现代性在不断展开与拓展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客观物质层面)，表现为现代化张力不断凸显的动态过程。但是，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合理化过程不断硬化为工具理性与科层官僚制的统治，现代性的弊端逐步呈现出来并引发居于现代生活中的现代主体的深刻忧患。面对现代性的弊病，毛泽东从宏观的理论姿态与微观的具体策略等方面表达了忧患意识，并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实践，力图规避现代性的弊病，从而创造一种在社会主义框架之内展开的新型现代性方案。笔者认为，毛泽东面对现代性弊病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与革命性措施，从根基上而言是力图创造一种“革命的现代性”(Revolutionary Modernity)，即变革西式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特定阶段走向自身反面的保守性特征，在实现革命与现代性的理论嫁接基础之上，以“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姿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并将其导向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革命时代的话，毛泽东为世界思想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革命现代性。”①毛泽东以“不断革命”为中介的“革命的现代性”，致力于从两个维度完成对历史意识的超越：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立探索，并从思想观念上进行现代化的启蒙与革新，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现代性进步意识退化的弊端，对资本现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的理论姿态，从而展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探索性实践。 一、革命与现代性：一个“正-反-合”辩证历史图景 现代性从其产生之初就意味着一种进步的时间意识，它本质上为一种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欲望所主宰，而这种进步性正是通过与前现代的“断裂”加以凸显的②。也就是说，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意义上，表征了一种巨大的革命意识，即以义无反顾之姿态表达对前现代彻底的割裂与革命。倘若要证明自身是现代的，必须要以最彻底、最极端的方式表现出对过去的革命之势，因为现代性在自身的话语逻辑结构中意味着最彻底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人从宗教神学的笼罩中解放出来，而且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脱离与解放。前者表现为理性精神的生长，而后者体现为工业主义的逻辑。宗教解放所呈现的革命性意义昭然若揭，甚至在韦伯那里已然成为推进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终极动力机制；而工业主义的革命性意义不仅体现在人对自然的无限征服，因为“工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变化。正是经过了工业化的综合改造，社会才变成现代的了”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本中，对工业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即促进生产力质的飞跃、社会关系的变革等作出详细阐释，正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描绘的那般。当然，现代性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革命构成了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而且相当深刻的表现在现代性本身构成了革命的目标。 何谓革命?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做出如下阐释：“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④革命与叛乱、起义、造反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它实际上表征了一种关于社会、历史、价值观念等在内的整体性、根本性变革，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因为它是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手段。“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⑤正如亨廷顿所言，革命包含着复杂的系列过程，它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而且应当包含动员新的政治力量或集团以及最后新政治秩序的建立以及使之制度化的过程。所以，革命既不可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高度传统化国家爆发，也不可能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它只能在那些曾经历过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并且政治现代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国家爆发。“革命”这一概念伴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逐步被赋予道义的优先性，从而置于道德的制高点。革命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基本法则，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应当在革命的手术台上接受检验从而决定取舍。在此意识形态背景下，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实现了逻辑的同构，即实现与前现代的决裂，因而建构一种现代性的方案构成了革命的根本目的。革命就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实现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而服务的中介与手段。就“革命”话语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历史而言，同样体现了其与现代性之间相互融合的密切逻辑关系。中国传统话语资源库并没有作为现代性意义上革命话语的位置，这一单词主要是通过日语(kakumei)转译过来的⑥。就中国当时接受革命的国际大背景而言，“革命”一词已然成为一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普遍意识，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对国人而言，似乎只有通过革命形式才能摆脱传统的耻辱，从而一举步入现代之途⑦。可见，在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谱系中，无论是在西语环境还是中国语境，革命都表征了一种对现代性的追求与向往。这构成了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另一维度。 尽管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交错的复杂关系，但随着现代性不断展开，二者之间也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走向相互对立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两方面导致的：一方面，现代性逻辑的展开在其特定阶段走向自身的反面，即启蒙理性精神在完成其特定历史任务之后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特殊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在其逻辑扩展过程中导致了革命理想的消却。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就是不断依赖科学的合理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性管理体系、制度等。这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以革命为特质的历史发展与前进的路径一般经历如下阶段：1.前革命的启蒙阶段，这主要是革命家的思想鼓动与灌输的过程，是革命理念的启蒙阶段；2.发动革命，从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这往往通过“打碎一切”的形式完成对旧制度的整体性摧毁；3.革命完成后的制度创建阶段，这是在坍塌的旧制度基础上重建一个崭新的制度体系，即毛泽东所言的“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⑧的阶段；4.后革命时代革命理想激情退却背景下，如何实现革命理想的重建阶段。在第三阶段末与第四阶段初，伴随着制度化的建立，往往产生一个由新管理主义管理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和一个由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经济人才群体⑨。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社会主体的革命激情已然被科层式的管理体制与客观物质性工业化过程所逐渐磨灭，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与管理体系中以自主或非自主方式进行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成为新社会运行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服从新的管理体系，而原先的革命理想激情在所谓社会的合理化进程中必然消失殆尽。后革命时代理想激情退却的现实境况，表征了历史的循环与前革命时代的复现。因此，重新发动革命、重燃革命的激情与理想主义号召，构成了另一革命的新阶段与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