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6-0006-06 改革开放即将40周年，40年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一个较长的历史单元，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史在中国当代史、中国史乃至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中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关于其历程、经验乃至存在的问题都可以亦应该从学理上全面加以梳理和检讨。职是之故，笔者近年来一直潜心于当代民间史料的搜集、研读与思考，对民间史料纳入改革开放史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定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以回忆录、家谱、书信、日记、调查报告、账本等为代表的民间史料不断公开面世，而这些出自社会公众之手的海量文本题材，散发着变革历程的时代体温，流淌着普通民众的生命感悟。相比于传统以领导人年谱、党代会文件汇编、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官方史料，它无疑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增添了一股新的史料来源。那么，民间史料有哪些内在属性，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存在着怎样的互济关系，以致可以一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之中。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有专文申论。本文就此予以论析探研，以期抛砖引玉。 一、民间史料的文本特征决定了其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民间史料绝不应缺席。固然有近年来“史观”的变化，强调史学研究不仅要“由上往下看”，还要“由下往上看”，但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史料文本自身特征决定了其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有存在的价值。这里不妨以民间史料文本特征之三个维度——民间史料的话语表达、民间史料的内在“情态”和民间史料的问题意识等来审视民间史料纳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必要性。 (一)民间史料之话语表达 “话语”，一般认为是话语表达主体，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从中体现“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并期望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1]。而根据福柯的经典描述，话语与权力通常是紧密相关的，是相关依赖、相互生产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2]。应该说，西方学者建构一些概念为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不能什么时候都可以不作任何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否则会陷入“话语陷阱”。如果说官方文献不仅是传播信息的载体，同时也可以理解一种用权力建构的“话语”，即通过话语表达可以窥探文本资料背后权力运作的逻辑。但作为民间史料而言，由于其内在的属性，其话语表达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权力运作的隐秘逻辑，故话语与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相互依存、相伴相生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进步，诸多民间史料得以通过各种方式问世，这些文本内容出自不同人群，甚至不乏草根之手。可以说，芸芸众生既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也是表达改革开放的重要群体。虽然不少民间文本资料创作主体身处“江湖之远”，却不乏话语表达之意愿，为此其通过各种途径，使民间文本资料得以公开面世。这些民间文本或表达一种理想，或表达一种情怀，或表达一种诉求，或表达一种生活样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民间文本资料可以视作文本创造主体向外界、向公众进行话语表达的一种载体、一种方式，而这些是构建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要素，世人从中亦不难体味到改革开放历史巨变的时代气息。 史学研究，重在以史料为基础，史论结合。这里，不妨结合具体例子略作说明。比如，民营企业家王石，其商业经营活动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历经30余年商海生涯后，他于2014年出版了两本自传—一《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1983-1999年)》、《大道当然：我与万科(2000-2013)》，这既可看作是一个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史；亦可理解为公司主要经营者王石在商海沉浮30余年后，试图对社会公众进行自我话语表达，企图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企业家群体寻求一种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在商业经营实践中，王石始终坚持“绝不行贿”原则[3](P405、27、48、56)；关于契约精神，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他由本能排斥到逐渐认同[3](P396-398)；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为社会提供了就业与财富，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3](P407)。这些话语表达，一方面可以说体现了一批具有新思维、新审美、新情怀的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在改革开放历史时空中的成长；另一方面亦可说是改革开放赋予了这些企业家新的时代元素和独具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通过对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生动诠释，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时代变革和前进的脚步声。因此，以民间史料话语表达为视角，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二)民间史料之内在“情态” 史学研究不仅要聚焦于“政治家的作为、制度的运行”，更要探究社会普通公众“对生命存在的感受”[4]。真正的历史记忆，绝非官方史学记述所能构建起来的，也不是高度简约所形成的若干概念、规律所能完全覆盖的，而是源于大众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文化实践和生命实践。改革开放40年，对这场伟大历史变革的研究和探索，需要官方资料的宏大叙事，亦需要民间资料之内在所固有的生动情态，以还原一部鲜明、生动的历史全景。梁启超曾感叹写史“摹体尚易，描态实难”。一般来说，对一个历史要件宏观的、轮廓的构建、还原，通常并非难事，但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态度、神态、言行”乃至心态、情绪等，则是“历史中最难把握的知性方面”，这些最具历史现场感的“生动情态”，通常是后人“难以准确摹写和真切感受到的”。而“历史记述一旦缺乏情态，也就成了所谓“得肉遗血，得骨遗髓”的相劣摹本”[5]。一般来说，能够凸显历史生动情态者，除了时而隐之于在官方文献之中，主要还是大量记载于民间文本资料之中。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重铸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面貌，也改变了亿万民众的人生命运，不少民众通过不同类别的个人文本资料，或表达对改革开放的责任和担当，或叙说在改革开放中的希望和迷惑，等等。而这些独具个性化特色的言说内容，往往迥异于官方文献的庄重，也少了体制背景的严谨，所以其不仅是打开社会公众思想认知和心灵的一把钥匙，也成为我们从纵深层面研究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历史知性”的珍贵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