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国难时仍须虑及根本 从北伐到抗战全面爆发的十年，是一个有争议的时段。不少学者视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那些年大规模的内外战争接踵而至，从1929年的蒋桂战争到1930年的中原大战，动员兵力远超过此前的北伐。随后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正式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又有上海“一·二八事变”和随后的淞沪抗战，1933年日军入侵山海关，中日签署《塘沽协定》。1935年又有华北事变，中日双方实际达成“何梅协定”。在这样战乱频仍、外侮迭至的时期，经济还能好到足以“黄金”称之，这种认识是对基本常识有力的挑战。实际上，一度甚嚣尘上的“乡村崩溃”和“农村破产”说，也恰产生于这一时期①，那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国，若农村濒临“破产”，则整体经济很难说好。而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周年时发表纪念文章，更是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这不是仅针对国难，而是他根本认为，中国近六七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一事无成②。同年著名报人马季廉也说。如果把中国现状与十多年前相比，“十二年前，简直成了黄金时代”③。次年吴鼎昌也慨叹，当时“内忧外患”的程度“比十年前更加严重”④。他们的言说，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意态。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那十年的经济应当好不到哪里去。然而像“黄金十年”这样的迷思可以流行，多少表现出一些读书人那种因远虑而释近忧的超越性眼光⑤。与此相类的是，尽管那时中国连续发生了很多影响到国家地位和个人生活的大事。可以说是遇到很多棘手的实际问题。然而，相当一些读书人关注更多的是文化。我们如果看那段时间思想界较大的论争，多在探讨与现实危机关系不大的文化、制度等深层问题，实在有些虚悬迂远。 这样一种看似“避实就虚”的倾向。就连外国入侵这样严重的国难都未曾打断。先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梁漱溟，在1930年提出了中国无法西化而应“往东走”的反面主张⑥。九一八事变后，国土已在丧失，亡国的威胁迫近，但关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的大辩论却相继发生。就那时的当下危机而言，三者皆悬远了些，仅“民主与独裁”之争稍近现实。但在救亡图存已迫在眉睫之时，还在辩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能救亡，也显得太过“镇静”了一点。⑦ 按照现在的新看法，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战就已经开始了。无论如何，那时侵略已经发生，而且正在扩大或将要扩大，国难的存在是人人都知道的现实。在一个面临战争威胁或正在作战的国家，是所谓已经要命的时候，正常的反应当多思考具体的政治军事问题(这样的讨论也不少)，但思想界更关注的还是文化、制度等基本面相。当时不少读书人，就是把国家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思考，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超过眼前的国难。 从思想文化言，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变，可能就是王国维概括的“道出于二”⑧。怎样因应这一新局面，则所见人各不一。胡适在1929年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在多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因为中国正“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只有通过自我调整，才能“感到安适自在”⑨。与那些仅希望改变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人相比，胡适还能虑及中国自我感觉的问题，层次已经不同。他的主旨，是主张中国应当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让文化的惰性去解决自身特性可能丢失的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是在中西文化竞争的大背景之下向西方学习的，这个自我调整显然不那么简单。梁漱溟也主张要设法调理“中国社会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的点”，使其“不矛盾，不冲突”，否则只能互相牵掣，“谁都不能奈何谁”。“在这种局面下，最难对外，实在说也无对外之可言”⑩。在他看来，中国问题主要是文化的，而西潮冲击就是导致问题的主因(11)。 史家孔繁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明言，“人有人格，国有国风”。当时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多以西人之见解为见解”，形成一种“发愤倾销外货之市井文化”。这才是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盖“‘国难’虽殷，犹癣疥也。此风不革，祸逾灭亡”。(12)至少对孔氏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是比国难更严重的“大根本处”。他的话说得可能有点过，却表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忧虑。 可以说，中国在外患面前之所以不容易一致对外，就因为一方面许多人眼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外来的，另一方面，关于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和可能方式，多数人也在向外寻求。进一步的困难在于，民初出现了“西方的分裂”这一重要现象，即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化构成的发展中的变量，在时空意义上都是一个复合体(13)。 正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苏联的出现，使中国人进而认识到世界发展有两种模型，一是英美式的，一是苏俄式的。那时大部分中国人是把俄国当成西方的(14)，于是“西方的分裂”进一步显著，学西方的模式也分为两种，以前学的是英美的议会民主制，而苏联则是一党领导政府的制度(15)，两者有根本的不同，但后者可以在短期内全面改变一个国家，从效率言更有吸引力。(16) 随着苏俄支持的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成功，中国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更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命运的选项(实际也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故北伐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基本上已从原来中西对峙的“道出于二”变成了一中二西鼎立的“道出于三”。这是一个过去注意不多的重要现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下面的探讨也从“新俄”对中国的冲击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