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经费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这是由政府官方主导修志格局所决定的。尤其是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为各省市通志馆的创办与运作提供了经费保障。然而，受民国政局更迭频繁以及时局剧烈动荡影响，政府经费保障并不稳定，这促使通志馆人士不得不采取自行筹措和社会劝募等办法筹指资金，使修志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当前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的论著颇多，“乱世修志”是公认的时代标签，但有关修志经费问题研究尚属薄弱，尤其是各地修志经费来源，以及受政局与时局影响问题的探讨，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深入挖掘民国通志馆档案文献，系统梳理修志机构与人物资料，借以考察民国修志经费的来源问题，旨在厘清民国通志馆修志经费的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揭示修志经费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一、政府拨款 民国时期，各地在政府官方经费支持下，纷纷筹建修志机构，启动地方志编纂工作。尤其是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志事例概要》的颁布，为各地通志馆的创办提供了政策依据与经费保障，全国22个通志馆先后成立，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学者主持、社会人士广泛参与的修志格局。根据《修志事例概要》，各省市通志馆由地方政府拨款，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内政部备案”①。 在国民政府的行政推动下，奉天、绥远、四川、陕西等省行政首长任职于通志馆，一些省(市)财政厅厅长甚至直接负责通志馆的经费事宜，这无疑为各地修志提供了重要保障。1928年成立的奉天通志馆，由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任总裁、奉天省省长翟文选任副总裁，行政规格较高，为修志工作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从该馆首次申请运作经费即可看出端倪。 1928年10月23日，白永贞、袁金铠联名具函，以筹备通志馆为由，向奉天省省长翟文选申请“先给领开办费现洋五百元”。翟氏收到函件次日即复函，并责成奉天省财政厅，将申请经费“如数垫拨”。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省长的亲自过问，财政厅在办理通志馆经费问题时颇为高效，厅长张振鹭更是亲自出面，以通志馆筹备工作“事务殷繁，需款甚多”为由，一次性向省长公署拨付“现大洋五千元”，所拨经费是申请数目的十倍，奉天省财政资助力度之大，可见一斑。② 1928年11月1日，奉天通志馆正式创办。次年初，该通志馆应奉天省长公署要求，编制年度经费预算。据《民国十八年奉天通志馆预算书》记载，该通志馆年度经费分为两项：一是“经常经费”，全年21660元，其中职员薪金、夫役工资每月需款1090元，文具、邮电、杂费等每月需款775元，其他支出7805元；二是“临时经费”，全年38400元，其中办公经费2000元，修志酬金20000元，调查经费6000元，缮绘费2400元，购书费8000元。年度经费预算高达6万余元，“所造预算册列各数，均以现大洋计算”，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笔较大的数目，尽管最初奉天财政厅厅长张振鹭以“库款正值支绌”为由，仅答应从临时经费“酌发半年数”，但在省长翟文选的推动下，上述预算于当年全部拨付。③ 奉天通志馆在省政府支持下，拥有充足的经费并非个案。1930年先后成立的热河、云南、安徽、绥远、陕西等省通志馆，其筹备与创办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通志馆修志经费亦由政府拨付。1930年3月，热河省政府委员会第78次会议决定，由民政厅负责办理热河通志馆筹备事宜，通志馆运作经费每月需要3000元，以一年半为运作期限，共需费用54000元。随后，热河省政府“饬令财政厅按照上开概算，先行筹集经费，俟经费固定，立即延聘名宿，设馆开办”④。财政厅则根据《热河省通志馆经费预算书》，向通志馆拨付23280元作为职员薪金，另拨付办公经费4440元，其中文具费高达1800元。⑤可见热河通志馆运作经费不菲。⑥ 云南通志馆的筹备工作亦得到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30年2月1日，云南省政府成立通志馆筹备处。周锺岳被聘为筹备处主任，省财政厅长陆崇仁、民政厅长张维翰、教育厅长龚自知、建设厅长张邦翰、农矿厅长缪嘉铭5人为筹备委员。在财政厅厅长陆崇仁等人的大力推动下，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亲自提交关于编纂云南通志提案，于是年年底召开省务会议表决通过。1931年秋，云南省通志馆正式创办。在成立大会上，馆长周锺岳提出，由省政府拨付专款支持全省修志工作，并且督促“各县迅速遵照征集条例查报”修志资料，以便早日成书而“为改进政治之参考”。⑦ 1931年8月5日，安徽省政府召开第125次常务委员会。会上，李应生、马吉第、张克瑶、金维系以“本省通志年久失修，文献无久，久益难于搜集”为由，提议设馆修志。经会议讨论，决定设立安徽省通志馆筹备处，由江彤侯担任筹备处主任，省财政厅也在经费上予以支持。⑧9月1日，江彤侯正式履职，随即拟定《安徽通志馆预算书》，年度经费高达77472元，由安徽省政府财政厅拨付。在他的积极筹备下，1931年9月19日，安徽通志馆在安徽省安庆市正式成立。 同年，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主持召开省政府会议，商议绥远通志馆筹备事宜。会议决定从省财政收入中“酌拨若干生息，以备开支”，拟筹备成立绥远通志馆。⑨11月20日，省政府会议表决通过《绥远通志馆组织章程》，规定通志馆“经费以省政府指拨之专款为的款，如再不敷，仍由省政府继续筹拨”⑩。在省政府财政支持下，绥远通志馆于1931年1月正式成立。 四川省通志馆馆长李肇甫，则利用兼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契机，争取到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的大力支持，开馆之初即获批修志经费4万元，次年经费升至75000元。(11)无独有偶，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对陕西地方文献的征集、保护与编纂颇为重视。1930年，他根据国民政府内务部《修志事例概要》要求，从省财政中拨付专款，将原通志局改为陕西通志馆，并着手制定《陕西通志馆组织规程》，筹划编纂一部反映时代新特征的陕西地方志。(12)次年3月6日，杨虎城主持召开陕西省政府第19次政务会议，省政府委员李范一、王一山、李志刚等人出席，省府秘书长南汝箕等列席。会议通过由陕西省法规审查委员会修正的《陕西通志馆组织规程》，规定陕西通志馆督修“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监修若干人，由省政府遴选行政长官兼任”，由此包括陕西省财政厅官员均被选为通志馆监修。(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