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关于政权阶级构成认识的整合(1921-1925)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家彬(1990- ),男,湖北荆门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平民”一词的最初概念是指与享受政治特权的官宦相对之黎民百姓。一战后,“平民”又被赋予了反抗经济剥削和压迫的内涵,指向社会的底层群众。中共建党初期将“平民”纳入共产主义运动的范畴,“平民”被用于描述劳资斗争。随后,中共采取国共合作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党内部分人改变对“平民”的理解,将其拉回最初的内涵,即黎民百姓,另有部分人依旧坚持建党初期包含与资产阶级对抗意义之“平民”。与此相对应,前者设想的“平民政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大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后者设想的“平民政权”则强调政权对资产阶级的遏制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两种政权主张最终整合于“革命民众政权”之中。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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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8)06-0061-09

       1923年中共三大提出了“平民政权”的口号,这是中共建党初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主张。目前学术界对“平民政权”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中共三大党纲草案的相关论述,认为“平民政权”即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四大阶级的联合政权①。实际上中共党内对“平民政权”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陈独秀主张通过国民革命建立四个阶级的联合政权,瞿秋白则认为应在未来的政权中限制资产阶级的地位。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陈独秀与瞿秋白在政权思想上的分歧,但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相比之下,对于1920年代前中期中共党内围绕“平民政权”特别是未来政权中阶级构成以及资产阶级地位问题的分歧,现有研究关注较少。本文试从中共对“平民”概念认识的历史演变入手,阐述建党前“平民”概念的分化,建党初期中共对“平民”的认识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党内围绕“平民”产生的认识分歧以及对“平民政权”的差异性理解,以此展现中共党内关于政权阶级构成认识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因中共党内相关认识的整合完成于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21年至1925年。

       一、“平民”的两种概念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平民”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平民”概念流行之初主要指与政治上处于特权地位的官宦相对的黎民百姓。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平民”概念发生分化,产生了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新内涵。中共创建前后对“平民”的认识已经包含了劳资斗争的内容,并将之纳入早期的革命运动。

       “平民”或“平民主义”最初传人中国时,主要强调对政治特权的反抗,例如《东方杂志》1907年曾刊登《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一文,将“平民主义”等同于卢梭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价值和共和政治[1]。一战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平民主义”。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内涵逐渐向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拓展,由原先只反对政治特权发展为反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平民”的内涵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坚持将“平民”限制在反抗政治特权的范畴之内,如1918年9月16日《申报》刊载的《四十年后之新世界,法国之平民主义》一文继续坚持政治平等是平民主义的“根本要义”,赞扬议会等代议机关在维护民意方面的重要作用[2]。更多的人则开始将视角从反抗政治特权转移到反对经济方面的剥削和不平等,响应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使“平民”成为工人、农民等政治、经济均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底层群众的代名词,“平民”出现新的内涵。如沈泽民将“平民”等同于“贫民”,《平民》周刊曾将“平民”视为“劳动阶级”,《少年中国》所载《少年中国之创造》将“平民”界定为“劳农两界”,无政府主义者将“平民革命”的矛盾既指向了政治特权阶层也指向了资本家。对这些人来说,“平民”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等,资本家是“平民”的对立面[3]。

       对于“平民”内涵的变化,20世纪初人们早有系统性的认识。如1922年《民国日报》副刊《平民》登载之《平民主义底潜势》一文指出,中世纪时期,“平民”相对应的是国王、贵族等特权阶层,其产生之初旨在破坏封建制度、贵族制度,追求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成为抗争的主要对象,“平民”的概念也发生转移,逐渐包括反抗资本家的内涵。作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平民”反抗的结果[4]。

       将资产阶级视为“平民”对立面的情况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非常普遍。瞿秋白认为,“平民”“便是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5-1],李大钊也曾强调“平民”与资产阶级的对抗。1919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其中“庶民”即是“平民”的别称。针对资产阶级剥削问题,李大钊指出“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因此庶民的胜利包括政治与社会两方面,政治方面是专制的失败与民主主义的胜利,社会方面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即劳工通过国内革命改造依赖剥削的资产阶级,“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消除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异[6]。

       许多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稍晚于李大钊,但在1920年前后也纷纷将“平民”视为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底层群众。如1920年5月高君宇在《“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世上“有‘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又有‘资本家’和‘劳工’的阶级”,“几千年来的平民,都囚在治者和资本家的铁锁底下”,“五一运动的呼声,是劳工在资本家压制的底下,要求翻身的呼声;也就是平民要‘复权’的一个记号”[7]。显然,高君宇此处所谓之“平民”既有反抗政治特权的内涵也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内涵,“平民”所指并非黎民百姓而是底层群众。又如1920年初,恽代英在《再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法律制度是“供权贵资本家掠夺压迫平民之用”,也将“资本家”视为“平民”的对立面[8-1]。

       开展劳资斗争是中共初创时期的重要活动。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的理想是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当下“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为此中共必须组织和集中无产阶级的势力,“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在共产党组织的发起阶段,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就明确提出学习“十月革命”,革命对象直指资产阶级[9-1]。一大召开时,中共继承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相关思想,在其纲领中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等主张[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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