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具历史持续性、也最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美学方式实现了对国家历史的完整书写，出现了大批通史性著作；二是实现了西方美学的中国化再造，为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三是借助美学视角揭示了中国文明的本质特性，使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得到伸张。其间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中国美学史的学科自觉问题，美学、中国美学与中国美学史的关系问题，中国美学的中国性与西方性如何兼容，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发端，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规律，中国美学史的逆向重构和本来面目，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政治的关系，中华民族美学历史的多元一体性，中国美学史料学的建设。讲清这十个问题，既是对40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的学术总结，也是对未来研究的理论开启。 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学科体系，大致包括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当代美学、美育等诸环节，中国美学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别。但是，这一类别对于中国美学的整体建构而言，却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就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的发端看，西方美学进入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史具有等长的性质。今天，人们一般将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1904)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作为中国美学的起点，这说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于美学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具有标志性意义。其次，鉴于现代以来美学理论普遍被西方学者规划的事实，似乎只有历史形态的中国美学才能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独创价值。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只能存在于中国美学史领域。最后，自王国维始，中国历代美学研究者大多始于对西方理论的接受，终于对中国传统的阐释和继承。这中间，由于语言、文化等诸多障碍，中国学者治西方美学几乎永远难以达到西方的高度，更遑论超越性的建树。这样，关于中国美学自身历史的研究无疑也就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最具创获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具历史持续性也最繁荣的时期。按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后记》所讲，1978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成立。在讨论研究规划时，由他提议编写一部三卷本的《中国美学史》。①这说明新时期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同步性。自此以降，李泽厚于1981年出版《美的历程》，为他与刘纲纪1984年版的《中国美学史》提供了脉络和框架；1985年，叶朗出版《中国美学史大纲》；1987年，敏泽出版《中国美学思想史》；1989年，李泽厚出版《华夏美学》。这些通史性著作，体现了研究者从整体上驾驭中国美学历史的宏大视野和学术气魄。这与此前的专题性和片断性研究判然有别，同时也开启了后继者以重著美学史作为毕生志业的学术抱负。此后，诸种中国美学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不下上百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新时期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如何评估其研究得失及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下面我将就此提出10个问题，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促进。 一、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和学科自觉问题 自王国维始，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研究是建立在以西阐中基础之上的。像王国维对《红楼梦》、古雅、意境等的研究，离不开康德、叔本华和德国19世纪生命哲学的背景。蔡元培的美育、梁启超的趣味，也大抵是以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或接引中国问题。换言之，从王国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美学研究者，虽然通过对中国问题的引入而开启了美学学科中国化的进程，但尚缺乏对中西美学差异的观念自觉以及以中国为本位的自主意识，而这正是中国美学史学科自觉的前提。种种迹象表明，当时中国美学的学科自觉并非始于美学，而是始于与美学直接相关的美术。1919年1月，陈独秀在与吕激的通信中提出“美术革命”论，直接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西画之争，邓以蛰、宗白华均先后参与了这一讨论，并倾向于肯定中国绘画的独立价值。以此为起点，1927-1928年，邓以蛰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美学”课程；自1935年始，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美学史”课程。这是“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概念的初现期。但从邓以蛰这一时期留下的相关著述和讲义看，他所谓的“中国美学”或“中国美学史”，不过是中国古代书论和画论的拼凑，尚不具备美学应有的哲学高度，也缺乏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整体涵容，是有名无实的。或者说，这些内容至多可以被称为书画美学或艺术美学专题，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尚有距离。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期，也是中国人文学科和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大调整期。这一时代的美学讨论一方面促成了美学领域的新旧理论转换，另一方面也激活并提升了中国美学的价值。按史料，1960年，宗白华开始为北京大学哲学和中文系学生开设中国美学课程；翌年中宣部和教育部会同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并制订《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表》，其中的美学类教材包括由宗白华负责并主编《中国美学史》和《中国美学史资料选辑》。据此不难看出，宗白华在这一时期留下大量中国美学史论文、授课笔记和残稿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承担了中国美学史授课和教材编订工作密切相关。按照他的设想，研究中国美学思想，首先要完成诸艺术门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然后写出相关的美学文章，最后统合成一部中国美学史。但在他看来，面对“中国美学思想宝库发掘不尽，随地见宝”的状况，“总合性的工作尚在未来，现在只能做些专题性的初步探索而已”。③据此来看，起于新时期的中国美学通史研究，正是从宗白华60年代初未竟的工作接着讲的。像分别出版于1980年和1981年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卷)，其原初形态正是1960年列入国家教材计划的《中国美学史选辑》。而李泽厚、刘纲纪、叶朗等之所以在新时期初期即投入中国美学史研究，则是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60年代初的美学学科教材建设。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