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9-0071-08 朱立元教授(以下简称“朱”)：在两年前的第一次对谈中，我们主要谈论身体美学、灵肉统一、非二分等问题，这一次我主要想与您讨论一下实用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分析美学的关系。我认为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语言分析是严格的。但从维特根斯坦到美国的一大批分析哲学家，其中一部分分析哲学家后来又属于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如戴维森、迪基、丹托等人。 舒斯特曼教授(以下简称“S”)：我认为丹托和迪基都不算实用主义美学家，也拒绝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罗蒂、戴维森、普特南算实用主义者。首先，欧洲学术传统是分析哲学，实用主义作为一支流派，学术影响其实较小；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实用主义更注重经验。在欧洲，分析哲学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兴起，以语言和逻辑为基础，许多分析哲学家二战后才来到美国。在美国的大学里，他们认为逻辑和语言的力量比经验更科学，后者是模糊的、个人的，而句子和逻辑是清晰的。大学更注重逻辑和语言，因为句子可以写下，可以读，经验却很难寻找。二战后美国的哲学更倾向于科学的，因此他们更注重、关注逻辑和语言，而经验相对而言缺乏清晰性。通过分析语言，来进入哲学，这就是对语言的分析。 朱：现在美国学术圈的主流还是分析哲学吗？ S：是的。因为美国学术圈把学术政治权力(学术话语权)看得更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在美国是非常专业化、专门化的，与哲学、与生活的联系不在他们关心的范围内，所以他们会牢牢地控制学术刊物的影响力等。或者说是一种学术上的意识形态，一种党派，如果脱离了就被群起攻之。在美国学界有两种派别，一派是一开始就研究实用主义，譬如托马斯·亚历山大，相对来说他们影响不大；另一派起步于分析哲学，但后来转向实用主义，包括罗蒂、普特南、戴维森。(然而，戴维森不喜欢人们称他为实用主义。)另外，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如果一开始就学实用主义，很可能根本无法找到教职。我的背景是分析哲学，成为副教授后才开始转向实用主义。这也再次说明了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主流地位。此外，罗蒂也是这样的经历，我曾跟随罗蒂，我是阅读了罗蒂的著作才对实用主义感兴趣。马格利斯也是，我们都是分析哲学起家，后来转向实用主义。因为分析哲学可以给人两种东西，一种是象征性的权力，使得我们的观点在学术界更容易被人接受；另一种是提供给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哲学理论的逻辑性更强。从分析哲学转向的那部分哲学家提出的观点更容易同时被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接受，而另一派一直研究实用主义的学者的观点，可能就只有实用主义者读，相对来说影响力会小一些。 朱：您谈到普特南、戴维森二位都起步于分析哲学，但后来转向实用主义，很有道理。普特南确实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据我们了解，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特南一直试图在反实在论和形而上学实在论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为此他提出了“内在实在论”，以与“形而上学实在论”相对抗，并开始批评罗蒂过激的“相对主义”；90年代之后，普特南陆续发表了《重建哲学》《词与生活》等一系列著作，除了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割裂、事实与习俗的割裂，反对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外，还强调哲学对善的追求，加强了对于哲学的历史研究，同时，明确表示不再使用原先的“内在实在论”的概念，而改用“实用主义实在论”，自觉地离开分析哲学而走向新实用主义。戴维森虽然不愿意戴实用主义者的帽子，但实际上他至少是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同路人，他从分析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实用主义观点，在语言与认识关系上，主张语言乃社会交往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交往的背景下，语言才有意义，认识才可能发生，这明显超越了分析哲学的视野而转向了实用主义，所以，罗蒂把他看作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论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 另外，您讲到，普特南、戴维森、马格利斯，包括您在内，都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的。实际上恐怕还远不止这些人。我认为，这种情况有一定代表性，是美国特点，虽然不合分析哲学的主流，但说明在美国实用主义仍然有强大生命力。我国哲学界有人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哲学自传入美国起，就逐渐开始了它的实用主义化的过程，比如在语言哲学领域中以奎因、古德曼、戴维森等人为代表；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则以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为代表，尽管他们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我认为，这种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只有在美国才发生，在欧洲大陆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语境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到了70年代后半期开始，以罗蒂、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才有可能强势崛起。 我再问一下，从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同时也被分析哲学认可的哲学家，除了罗蒂、普特南、戴维森、加上您，还有更多的人吗？ S：除了罗蒂、戴维森、普特南，还有马格利斯。 朱：您两次提到马格利斯，看来也比较重要。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对韦兹、迪基、比厄斯利和丹托等分析美学家的观点一一作了反思和批评。马格利斯强调美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寻求一个理论，而是阐明“艺术”的概念。具体而言，美学的任务是描述我们正确地使用这一概念的诸条件。他认为，定义、重构分析模式，是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歪曲了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并且不补充任何新东西。这表明马格利斯虽然仍坚持分析美学的基本倾向，但是并不赞同简单地用若干艺术的定义重构分析美学的模式，来硬套艺术的实践，这就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迫切关注艺术定义与艺术形而上学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