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1-0050-1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期。转型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更体现在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中。而在乡村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农民群体是变迁的主体之一。在乡村社会转型中，外来力量对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力较为突出。其中，由于乡村工业化进程、乡村土地流转带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对传统农民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对传统农民生活方式上的全方位影响尤为显著。在这种影响下，农民的家庭观念、财产观念、个人行为等方面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改变。 在这种变化中，北京市大兴区政府着手对农民进行为期五年的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2016年开始继续第二个五年工程①，配合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希望在观念上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发现，部分农民的观念有较大的改变，在第一个培训五年结束的时候(2015年)，区政府决定选择各镇有重大观念改变的农民，组成农民宣讲团，在全区各个村庄进行巡回演讲，扩大和提升农民培训工程的实施效果。2017年再次组成了农民宣讲团。其中2015年宣讲团由23人组成，分别来自12个镇。2017年宣讲团由26人组成，分别来自11个镇。 笔者通过对农民宣讲团(2015年和2017年)的组织情况、人员构成、演讲文稿、宣讲团的组织者、宣讲者和授课者的线上线下的采访资料，分析农民②宣讲团在实施过程中，农民如何在宣讲者角色的实施过程，进行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治理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一)研究工具 笔者采用线上线下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研究工具进行分析，具体资料获取路径如下： 参与式观察：笔者通过对2015年和2017年农民宣讲团的线下和线上观察来收集资料。其中，线下观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农民宣讲团的培训时间，分别为2015年8月6日到9日，2017年8月28日到9月1日。参加者集中在某宾馆，由授课老师进行演讲技巧的培训，然后宣讲团中选拔一部分人到各个村进行宣讲。另一个部分是指农民宣讲团的讲演者在各个镇进行巡回宣讲的情况观察。线上观察是对宣讲团微信群的观察记录。 深度访谈：笔者通过对组织者、培训者和被培训者进行深度交流所获取的资料。其中组织者的访谈共有6人，培训者2015年和2017年分别由两名老师组成。参加者则是通过微信添加手段，通过问题的交流以及朋友圈的观察，来获得资料，单独采访共计6人。鉴于笔者参加农民观念提升工程已经第7年了，宣讲团的部分参加者笔者也比较熟悉，因此深度访谈的资料还包括了笔者参加培训工程以来的访谈资料，并不仅仅限于2015年和2017年。 (二)文献回顾 1.宣讲团研究 宣讲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统一的王朝都注重用“讲师团”来宣讲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达到教化目的[1]。明清以来，宣讲日趋频繁，也逐渐趋向规范化。定期宣讲在清代成为一种制度。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就宣讲的内容而言，主要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开启民智为主，在地方自治付诸实施后，宣传新政，特别是地方自治成为另一项主要内容[2]，清代末期的宣讲所则是清政府和有识之士为开启民智，尤其开启不识字的社会下层民众的智识，以广施教育的一种社会教育设施。其中，基于当时宣讲员的缺乏，为了提升宣讲效果，也对宣讲员进行培训。当时北京的宣讲活动除了专门的宣讲所外，大部分宣讲活动是在阅报社、茶馆、戏院等场所进行的[3]。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分离是清末社会教育管理的最大问题[4]。20世纪的宣讲虽然形式上有差异，本质上却有一贯之处。“教化的目的在于灌输伦常观念，造就驯良的帝国子民；启蒙的目的则在于培育新时代的人民，以保种强国。”[5]1949年以来，宣讲团在政治传播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沟通网络有隐性和显性两种形式，宣讲团是显性的一种政治沟通的形式。[6] 2.乡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研究 与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乡村社会转型而导致的乡村文化的困境，主要以农民的生活和职业转型研究为视角；二是基于农民与乡村治理规则之间的一种关系研究。 就乡村文化的困境研究而言，一方面，研究认为，乡村文化的困境是基于乡村意义的失落而造成的，乡村意义原本是由村落历史共同的情感取向和村落空间的占有和依赖的意识，即历史感和当地感构成的[7]。随着农民与村落之间关系的剥离、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改变，乡村意义出现了坍塌。乡村意义的坍塌带来了乡村文化的困境，因为社会流动使村民逐渐失去了与土地根深蒂固的联系[8]。由于乡村文化理应是以村民为主体，建立在田野村落的文化，乡村文化的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村民离土与乡村文化的主体缺失；价值失序与乡村文化的内核受损；村落凋敝与乡村文化的空间萎缩[9]。当下对乡村文化危机或者崩溃的判断，更多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象，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