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国际关系秩序中，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引导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更新。全球治理理念的更新和中国角色的转换，均离不开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如何构建制度性话语权?无论是从主体性和客体性、偶然性和恒常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还是从霸权和反霸权等视角展开讨论，都不足以回答，需要结合新语境的召唤——全球治理语境对制度性话语权的内在诉求，以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为逻辑起点，在综合视角下寻求问题的解答。 一、概念厘定 (一)何为全球治理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自希腊文kubernan：原意为steering，汉译为“领航和引导”。韦伯词典认为治理是一种管理行为和管理方法，一种被管理的状态。何为全球治理，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管理行为?詹姆斯·罗斯瑙(James Rosenau)认为全球治理关乎人类活动所有层面的规则体系，从家庭治理到国际政治，通过控制和引导实现目标；①托马斯·G.维斯(Thomas G.Weiss)认为全球治理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价值、规则、规范、程序、实践、政策和组织构成的复合系统；②劳伦斯·S.芬克尔斯坦(Lawrence S.Finkelstein)认为全球治理坐落国际社会无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下，超越国家边界的关系管理，不仅是具体的规则管理行为，还关乎国际范围内的权力关系、影响力和价值的分配。全球治理超越规则治理，内含广泛且复杂的权力关系网，此权力关系网由以下四个维度构成：强制性权力(通过优势资源直接实施控制行为)、制度性权力(通过制度和规范等实施控制)、结构性权力(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实施控制)、生产性权力(通过系统知识、社会价值和意义话语的生产实施控制)，③其中强制性权力是非符号性权力，而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是符号性(制度、规范、关系、意义和共识)权力。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以规则、原则、规范、程序的治理为根本，不仅包含制度性话语权的基本构成要素：制度、话语，也内嵌着制度性话语权的运作逻辑：通过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等维度实现话语权；两者在本质上都牵涉到符号性权力，借此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应借助全球治理的内在权力逻辑——符号性权力和非符号性权力，从全球治理的两个层面入手，即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完成构建。 (二)何为制度性话语权 何为话语?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将话语定义为文本(text)，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话语界定为陈述(statement)，梵迪克(Van Dijk)将话语界定为一种互动性、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存在。④无论是作为文本，还是作为陈述，话语是传播逻辑通过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的继续，⑤话语权则是一种通过话语存在的权力，其牵涉话语实践的内容、情境和结构，与话语具有某种同构性。由此，制度性话语权作为将话语权以制度性方式的确立，亦是一种社会性、互动性、结构性和过程性的存在，生发和坐落在不同的结构性权力场域中。 一般而言，制度性话语权包含了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两个维度，涉及两个层面：第一，让话语权得到制度性权力的保障，以制度化形式固化话语权；第二，在全球治理语境中涉及制度改革和重构问题上，具有影响力。⑥“主要指对各种国际程序、标准和规范的设立，不仅通过对语言的运用，使自己的理念和主张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国际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更是一种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评判是非曲直的综合能力。”⑦ 概言之，制度性话语权不仅是与制度相关的话语权，其重点在于探讨全球治理中权力运作的方式和影响，例如制度建立、规范设定、标准提出、议题设置、概念生产；此外，还关乎观念、意义、价值和共识等更为抽象层面的国际社会互动和良性关系的构建。因此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是全球治理语境中在制度和关系两个层面的召唤，其内容包含但不局限于：在对制度、规范、概念、观念、意义、共识、真理、价值等符号体系的生产和分配基础上，形塑对国际实践的阐释，确立国际社会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关系模式。其不仅仅关乎规范制度的设立——以纲领性观点为国际问题的界定、诊断和解决提供政策指导和路径借鉴，为国际争议提供合法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念引导，为国际社会提供政策参考体系、价值标准选择，亦是作为比具体政策、标准、方法和概念更为基础的价值、理念、共识、意义的存在。 二、新语境的召唤 (一)现存话语秩序的滞后性和新兴话语力量的兴起 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金融组织也启动了改革进程。⑧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主的霸权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弊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国际领导的能力和意愿呈现双双下降态势，加之新兴国家和传统大国在国际分工中已经形成了难以割裂的相互依存关系，传统大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越来越需要新兴大国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模式由单边主义走向多边共治。⑨与此同时，由于旧制度的约束以及反应权力结构变化的滞后性，西方力量整体下滑，新兴大国“将起未起”，国际关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力真空”⑩，而中国逐渐融入既存国际体系，在此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话语介入和话语权诉求。
